明末清初之际,在钱谦益等人的带领下诗坛兴起宗宋风气,而到清中期之时唐宋兼采的思想已被普遍接受,这期间诗人纷纷卷入分唐界宋的运动中。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编撰成书之时,宋诗地位已有很大的提升,宗宋倾向已渐成为诗坛之主流,是为近代宋诗运动的先驱。可以说,《总目》对本朝诗人的批评起着总结清初宗宋诗风的作用,但通过对清初别集提要等的细致梳理,我们发现馆臣站在宗唐的官方立场,因此对清初宗宋诗风的成因及诗人宗宋成就等并没有如实地反映。《总目》的官修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其学术公正性。而因“饮定”性质也使它的负面影响长期积存在后世的清诗史观中,因此有必要梳理清楚其批评形态及产生的原因。为此,本文拟通过以下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通过考察《总目》“官学”视野下的清初宗宋诗风,可以得到全景式的认知。第二章,对提要中引用文献进行考辨,考察馆臣批评的文献基础。因为其批评显得相对零散,文分两节论述,即从“清初别集”、“宋诗选集及诗文评”两点着手。第三章,从《总目》修撰的政治、学术背景来分析其批评形态。政治方面来说,帝王好尚对于馆臣的编撰影响颇大：明遗民作为清朝特别是初中期的敏感话题,其诗歌成就被有意遮蔽。学术方面,“汉宋之争”也影响了馆臣对清初宗宋诗风的批评。第四章,是关于后世对于《总目》清初宗宋诗风批评的接受。这种接受除了被动的因袭外,到了邓之诚、严迪昌等先生手中则更显理性,《总目》很多成见也因此被破除。这为我们如何看待《总目》提供了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