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成瘾影响大学生的学业表现以及心理健康，而负性情绪是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因此研究负性情绪的影响十分重要；又由于一般负性情绪和负性学业情绪的前因不同，产生后果也有不同，为了能够提出针对大学生手机成瘾更精准的预防措施，本文研究了负性学业情绪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及相关机制。负性学业情绪中，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是学生体验最多的两种负性情绪，而二者的影响有些相同，有些相反，因此，本文首先分别检验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通过应对方式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再将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共同纳入中介模型，探究二者通过应对方式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是否有重叠或抵消。
　　本文检验了两种负性学业情绪和手机成瘾间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学业情绪问卷（AEQ）的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分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进行施测，网上回收有效问卷共366份，采用SPSS和PROCESS插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AMOS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探究人口学变量对两种负性学业情绪、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以及手机成瘾的影响，并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结果表明：（1）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以及消极应对方式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通过应对方式影响手机成瘾的中介模型基本成立；（3）对中介模型的分析表明，将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共同纳入模型之前，消极应对在学业焦虑和手机成瘾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积极应对在学业焦虑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对比之下，将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共同纳入模型之后，消极应对在学业焦虑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积极应对在学业焦虑和手机成瘾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成立；（4）大一新生的学业厌倦水平明显低于大二和大三学生；五、来自城镇的大学生手机成瘾水平显著低于来自乡村的大学生。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学业厌倦通过增加消极应对方式、减少积极应对方式影响手机成瘾，学业焦虑通过增加积极应对方式影响手机成瘾；（2）学业情绪和一般情绪的影响不同，一般焦虑可能会减少积极应对方式，而学业焦虑会增加积极应对方式；（3）由于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存在高相关，学业厌倦和消极应对存在高相关，这可能导致学业焦虑和消极应对之间是虚假相关，而学业厌倦和积极应对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与学业焦虑和积极应对的正相关存在部分抵消，因此将学业焦虑和学业厌倦共同纳入考量是有必要的；（4）学业厌倦也许是比学业焦虑更需要得到重视的负性学业情绪，干预手机成瘾应更多关注学业厌倦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