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范围是赔偿权利人能否提起磋商的判断依据,决定着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时,磋商制度适用范畴的大小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可救济的程度。同时,磋商制度建立以来,环境污染案件或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能否进行磋商以及磋商制度与相关环境救济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一直是当前学界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范围的边界不清,标准不明;二是我国现有规定和标准无法作为判断相关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能否被提起磋商的有效依据,以至于在实践中磋商受理的案件类型五花八门。本文以我国现有规范性文件对受案范围的界定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并结合磋商和诉讼案例,以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范围的合理适用为目标,结合环境法学“生态环境损害”、自然资源所有权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影响磋商受案范围因素、核心要件、识别标准和表达模式进行探索,以期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范围认定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文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按照文章题目的构成进行分析和演绎的,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在法学视域下的含义进行解读,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范围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论述。第二、三章是实证分析,分别对中央、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发范围的规定、以及现有磋商案例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进行归纳、分析、总结,首先分析了现有磋商受案范围的规定和适用情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1.规范性文件对磋商受案范围规定不一;2.对磋商制度的核心概念生态环境损害理解不一;3.对损害程度副词的规定也不一致,4.实践中对磋商受案范围的识别标准也不一样。其次就目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不利于地方磋商工作的开展、受案范围扩展欠缺理论支撑、磋商制度功能实现困难、混淆了生态环境赔偿诉讼与环境刑事诉讼责任的证明标准、生态环境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难以辨析、混同了生态环境损害与生物多样性损害后果。最后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从客、主观方面进行了剖析。之所以会分析现有规范性文件中对磋商受案范围的规定,是因为理论必然会指导实践,而第三章的案例是为了检视现有规范性文件的不足以及实践本身存在问题,也是为了使文章提出的解决措施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第四章就二三章磋商受案范围存在问题提出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受案范围的识别标准的解决办法。在无法避免客观因素对磋商受案范围的影响下,为了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在适用时尽量做到全国一盘棋。启发于已有诉讼法受案范围的识别标准,特别是行政诉讼法,结合环境法的目的以及磋商制度的设置理念提出了确立磋商受案范围识别标准,即1.损害生态环境利益;2.实施行为——损害行为;3.行为对象——生态环境;4.产生后果——生态环境受损;5.损害比必须达到“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