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不仅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还制约着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党和政府对此一直高度关注。目前,我国以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经济质量为目的而存在的环境规制复杂且多样,主要包括由政府主导实行的行政命令等强制性约束、依托市场工具等非强制性约束和由非政府主导的民间环保力量的约束。由于目前政绩考核主要以经济发展程度为主,地方政府为了达到较好的政绩会采取不同行为致使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非完全执行”现象,使其效果减弱,并进一步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何客观准确的评价当前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理清并检验地方政府行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背景,本文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中,使用2004-2019年我国274个地级市层面数据,围绕着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引入地方政府行为因素。第一,归纳总结现有研究成果,阐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地方政府不同行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本文的八个假设。第二,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数值,从时空两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2003-2019年间增长较为稳定,但不同区域和年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而中西部则相对较低。第三,实证检验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一、构建面板模型,采用固定效应、系统广义矩估计、等回归方式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影响;二、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三、构建空间模型,检验地方政府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会对本地区、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何种影响;四、构建交互项模型,检验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是否会影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最后,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正,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负;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呈“标尺竞争”状态,其对本地区、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均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呈“差异化竞争”状态,其实行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正,而周边地区影响为负,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呈“逐底竞争”状态,其实行对本地区、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均为负;四、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能够有效地影响到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具体表现为加大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消极影响,但是抑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四点结论,本文最后提出有关完善环境规制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