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先生曾高度赞誉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中国最自然之文学”,但又评其“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鄙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剖析这一观点的实质和原因,考察元杂剧的情节(关目)、人物、思想三大戏剧要素,客观呈示元杂剧与西方传统戏剧之间的差异,进而初步总结元杂剧的文本结构及其成因。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着重探讨元杂剧在西方传统戏剧模式的观照下出现的种种背离,旨在呈现两大戏剧体系迥异的艺术风貌,证实王国维先生所言之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倘若我们拿西方文艺理论(包括戏剧理论)作为标准去衡量元杂剧,进行简单的对号入座,必然碰壁。 第二章由情节要素入手,具体探讨元杂剧对情节的处理,分析其戏剧高潮之所在。元杂剧实际是“抒情戏剧”,一般不注重精心组织情节,细致展开矛盾冲突。如果扩大西方戏剧术语“高潮”的内涵——它可指戏剧中人物的行动所促成的情节高潮,也可引申为抒情戏剧中人物之间或人物内心的情感波澜。再进一步考察元杂剧的主体部分曲词及作为全剧核心的第三折或第四折,我们发现元杂剧的戏剧高潮实际是一种情感高潮,即元杂剧以情感结节作为结构基点。 第三章针对西方典型理论,分析元杂剧的人物形象、人物设置。大量例证表明,元杂剧的人物塑造并非像西方传统戏剧那样,遵循严格的典型原则,人物的设置也比较松散。元杂剧的人物往往是几种类型的叠合,呈现出既简单又复杂的风貌,因为作者塑造人物时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目的性,常常使人物成为自我的化身或传声筒,甚而代作者一抒剧外之情。 第四章仍然从技术层面出发讨论元杂剧的思想结构,但不涉及具体的思想内容。由于思想是统摄意义的要素,本文对元杂剧文本结构成因的探索也由此引发——元杂剧作家普遍的对思想结构的漫不经心,必然导致对情节、人物的忽视,反之亦然。王国维认为“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因为元杂剧文本实际仍是抒情文学,而我国传统诗歌以意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