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拉动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更是提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大部分将用来投资。但是在我国,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投资过热”的现象,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常严重,大大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也制约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股东一经理之间的代理冲突会使得经理采取对自己而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经理通常会通过投资来扩大企业规模,增加“在职消费”或建立“个人帝国”,即使投资于一些NPV为负的项目也在所不惜。现有的研究表明,负债融资具有相机治理作用,能够减少股东经理冲突所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预算软约束会弱化债务的相机治理作用,不同优先结构的债务的作用机理也不同。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2000—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的不同实际控制人进行区分,重点考察了不同优先结构的债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债务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安全负债对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显著大于非安全负债。由于银行预算软约束,负债对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最差,而对私有产权控制的公司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最好。鉴于以上的实证分析及得出的结论,本文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方面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