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历史民族学为基本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将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提出的、基于符号学和社会学张力理论的意识形态概念应用于《南诏德化碑》意识形态研究,认为《德化碑》意识形态源自南诏社会长期的不良整合,并对南诏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很强的模塑作用；要深入解读《德化碑》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内涵、功能和意义必须建构出《德化碑》意识形态所根植的历史语境,并归纳总结出“德化碑”竖立之前南诏历史各个阶段的不良整合。本文通过以蒙氏、乌蛮、白蛮及唐廷等为多重主位分别析解了“南诏”作为历史符号在“德化碑”竖立之前各个历史时期所密切关涉或所具有的“永昌沙壶”、“乌蛮别种”、“蒙白同盟盟主”或“云南王”等多重典型意指结构,认为“南诏”这一历史符号具有多重意义：“南诏”是本真哀牢文化的传承者,汉文化的悦纳者,及以濮、越文化为主体、并为汉文化所长期模塑的区域多元文化的感知者和悦纳者；“南诏”是乌蛮文化的接纳者和乌蛮在主流风俗-文化表象、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上的相异者；“南诏”是白蛮平等亲密的同盟者和领导者,还是白蛮自身根本利益的集成者、实现者和捍卫者；“南诏”是洱海地区的崛起者,是唐廷的“效命”者和“臣服”者,是唐廷所猜忌者和防范者,及唐廷的反叛者和杀戮者；“德化碑”竖立前夕,“南诏”是洱海地区白蛮的有功德、福祉和绝对政治权威的天降圣主、国君,是爨氏白蛮强势的征服者、劫掠者和恃武的统治者,是其境内北部地区白蛮的武力征服者和劫掠者；“南诏”是巍山以南地区哀牢享有崇高政治、军事威望的盟主,政权的领袖,甚至是有功德、福祉和绝对政治权威的天降圣主、国君,是其境内西部和南部地区哀牢的在特殊情势下相互妥协而形成的温和有德的羁縻统治领袖；“南诏”是洱海地区乌蛮的土地掠夺者、占领者和乏恩寡义的背叛者,是其境内北部和东部地区乌蛮的武力征服者和劫掠者。通过对“南诏”这一历史符号多重意指结构的析解,本文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与《德化碑》意识形态形成相关的南诏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中诸存在和诸关系的基本面貌,建构出《德化碑》意识形态所置身于其间的基本历史语境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本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结合所自主提出的不良整合分析框架,分析梳理了“德化碑”竖立之前各个历史阶段蒙舍社会主要的典型不良整合的形成条件、形成原因、内涵及其影响,通过对各个分阶段内南诏社会诸元素存在状态及不良整合的历时态比较,归纳出导致《德化碑》意识形态产生的南诏社会持久不良整合的内涵：经济方面,首先,蒙氏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巩固是以相当程度上牺牲大蒙国经济体制、甚至蒙舍社会的稳定运行为代价的；其次,蒙氏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巩固是以相当程度上牺牲自身集中统一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代价的。政治方面；首先,蒙氏政治权力地位的提升和巩固是以相当程度上牺牲大蒙国政治体制、甚至蒙舍社会的稳定运行为代价的；其次,蒙氏政治权力地位的提升和巩固是以相当程度上牺牲自身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为代价的。第三,在对外关系上,蒙氏对自主政治的追求总是以相当程度上牺牲自己最想得到的自主政治为代价的。文化方面,首先,蒙氏威望地位的提升和巩固是以相当程度上牺牲大蒙国文化体制、甚至蒙舍社会的稳定运行为代价的；其次,蒙氏威望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也是以在相当程度上自身威望地位的削弱为代价的；第三,蒙氏威望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也是以蒙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文化自决权为代价的。在明确南诏社会持久不良整合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揭示出《德化碑》意识形态的内涵、功能和意义。《德化碑》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有王就有大蒙国,王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王有着龙一般的高贵血统、福祉和神圣、超凡的能力；王有着太阳一般恢弘的恩德和功绩；君、臣好像日月一样各自有道,君臣之道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唐廷虽有着玉石一般的魅力但却无德；吐蕃赞普有着春雨、霜风、光明一般仁明且审知机变之德。若《德化碑》意识形态真能发挥蒙氏所期待的功能的话：蒙舍社会各群体—切关于自身诸方面社会地位变迁、自身在蒙舍社会的现实地位和角色状态、以及蒙舍社会的其它存在、关系和形势的反思和困惑都是毫无必要的,因为“王是诏”、“王是龙”、“王是日”,有王就有大蒙国,王的利益就是大蒙国的利益,王有着龙一般的高贵血统、福祉和神圣、超凡的能力,王所做过的、正在做的及将要做的事情无一不是奉天之旨意而为,其行为及结果皆合乎于“天理之常”,这一点,是已经为王太阳一般恢弘的恩德和功绩所完全证明了的、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王有着高贵的血统、福祉、神圣、超凡的能力以及恢弘的恩德,只要能恪守君臣之道,王便必能令臣子“出入连城,光扬衣锦”,否则,“政乖必风雅变”,一旦社会动荡,臣子的切身利益亦无法保全。与唐或吐蕃的关系也尽在王的掌控中,唐廷虽是“玉”,但却无“德”;吐蕃赞普尽管有“德”,但凡事皆需“随世运机”,所谓“人无常主,唯贤是亲”,无论是唐或者是吐蕃,凡贤且有“德”于我者,则为依靠耳!若《德化碑》意识形态确实能够对其时蒙舍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形势解观者之困惑,则毫无疑问,观者的思想和行为都将为之所模塑：忠于大蒙国国君并尊奉其旨意便成了当然的不二之选。由此,蒙舍社会持久不良整合所导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的张力也得以舒缓,蒙舍社会由很大程度上的社会危机复归于稳态。此即为《德化碑》意识形态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