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为战略物资,具备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粮食生产需要有政府提供诸如基础设施、农村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等公共产品投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一直是关系到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但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的公共产品建设这些长期困扰粮食主产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有利于促进农业增长、保障粮食安全、加快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福利,而完善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本文系统的回顾了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自人民公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变迁。以安徽省为例进行典型调查,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满意度和需求意愿对村干部和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计量经济学的Panel Data模型、二元选择Probit模型以及因子分析,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进行数量分析。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对粮食主产区农业增长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教育的弹性最高,农村电力的贡献份额最大,但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包括农村道路建设的筹资中存在着困难;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农田水利的投入不足,有效灌溉率较低等;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主要因素包括村干部的受教育程度、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村所在的地理环境及人口特征等,经济发展好的农村得到的公共产品投入较多,而贫困落后农村得到的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则较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面子工程”和“人情因素”问题;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评价较低,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是生产性公共产品,之后是社会保障类公共产品和安全饮用水工程,而环境卫生类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最低。数量分析的结果揭示了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供给总量的不足、供给结构性失衡以及供给不公平的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调、筹资渠道狭窄。本文结合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经验,认为要从建立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法制化、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实现筹资渠道的多元化以及完善“一事一议”制度等方面来完善粮食主产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