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宪法不可能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存在。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就具备了产生宪法的条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宪法作为使中国摆脱困境、实现富强的有效工具开始为社会各界所接受。在清朝末年，围绕着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清政府、立宪派与革命派分别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最终清政府的制宪主张和实践无法为人民所接受，同封建专制制度一起被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 在民国初年(1911年10月10日—1912年4月5日)，革命派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并掌握了制宪上的话语权，从而能够将自己的制宪思想在制度上予以实践。期北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武昌起义发生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宋教仁作为中国同盟会的中部负责人应邀来到武汉主持大计，根据革命派先前所提出的“约法”思想，负责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由于宋教仁既是民主共和的拥护者，也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因此《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就全面体现了宋教仁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国权的分立与制约、责任内阁制、法治等宪政思想。虽然这部约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从制宪的角度来看，这部约法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制定以后的实施状况也不尽如人意。 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全国有许多省份都组织了军政府并宣布独立。为了彻底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就必须要协调和统一独立各省的行动，建立统一的政权机关来领导革命。1911年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又经过了四次修改。大纲虽然在制定程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是其重要意义就在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终结，并为后来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颁布以后，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便以此为依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随后成立了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具有临时国会的性质，是当时全国最高的立法机关，承担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立法建设的重要职责，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制定过程中，约法草案经过了多次修改，宋教仁还根据孙中山所主张的“五权宪法”思想草拟了一份组织法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