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处于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的时代,这一时代佛教开始勃兴,老庄玄学几乎位于思想统治地位。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局面和全民的一种崇佛是僧肇思想产生的大的社会背景。而这个时期老庄玄学的兴盛和大乘般若学的兴起博兴是僧肇思想产生的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颇为重要的阶段。它不仅上承先秦汉代的道家思想,而且下面直接影响着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整个一代的道家哲学和佛学的发展,直至影响着宋明理学的建立。尤其是直接影响和左右着十六国和东晋时期的佛教大乘般若空学的发展,出现了“玄”“佛”融合的局面。可以说魏晋玄学,特别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为十六国东晋时代大乘般若空学的勃兴,提供了思想上的前提条件。僧肇思想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特殊的文化基底——中国般若学思想和老庄玄学的交融。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甚至有着同一的一面。当时佛学与玄学的结合也不是简单的用玄学解释佛学,使两者等同起来,我们也应看到,当时的佛教哲学又有其不同于玄学的特点,如佛教宣扬出世主义,玄学则不讲出世,佛教讲三世因果报应,玄学讲顺应自然,不讲果报学说等等。所以更确切的说,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佛玄两者合流的产物。如果没有魏晋玄学的盛行,当时的大乘般若空宗也就不可能得以勃兴。大乘空宗的兴起,实得力于魏晋时期的老庄玄学。而僧肇般若思想的两大来源也正是中国的老庄玄学和印度的大乘中观佛学。这两者促成了僧肇思想的底蕴。僧肇佛学是两晋佛教大乘般若空宗学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产物,是对两晋佛学的一次总结。同时他又是罗什所介绍的大乘中观佛学在中土的弘扬者、开拓者,后被誉为“中华解空第一人”也被誉为中土的三论之祖。僧肇的佛学亦是印度大乘般若三论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中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相结合的产物,他开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新时期。同时僧肇的佛学亦是中华传统文化(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僧肇的佛学应视作魏晋时期中印文化交融的一大产儿。正是基于此,僧肇写出了著名的四论,总的来说《肇论》中的四篇著名论文可以称之为僧肇的主要代表作,他们构成了僧肇的一个完整的佛学思想体系。它们既讨论了客观世界,探究了宇宙之真谛,同时又讨论了主观世界,探究了人生之真谛。阐发了他的最主要的性空学和大乘般若思想。僧肇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以及他所阐发的思想注定了他的特殊性——他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仅影响了以后中国佛学思想的发展还影响了中国玄学思想的发展。僧肇般若思想是对两晋大乘空宗般若学的总结,同时又是对其师罗什所介绍的新的大乘空宗般若学的弘扬,可称之为中土三论学的开创人。僧肇在中国佛学史上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更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僧肇确是一位佛教发展处于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的人物,自僧肇开始,中国僧人开始真正领会了印度佛教的精神,开始摆脱初传时期的佛教方术化与玄学化的做法,而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标志着中国佛教开始从不成熟走上初步成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