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1978年至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大幅提升至64.72%。起点低而快速发展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吸纳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全球强化以“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战略的压力、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转向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是实现这一转向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一是人的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矛盾尚未缓解,土地粗放利用仍然存在历史惯性;二是人口大国国情与城镇化空间布局选择之间的矛盾仍未理顺;三是我国城镇空间发展面临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反思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面临的困境,可以发现这些困境具有一些深层次原因,一是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遭遇主体间认知差异桎梏,各类主体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认识存在偏差;二是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陷入制度供给不足与泛化陷阱,深层绿色制度缺失、机制保障不力;三是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存在治理能力不足、执行泛力的危险,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发展滞后。从深层原因入手破解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面临的困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道路,需要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有益经验,吸取其深刻教训。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城镇化发展中探索出一些绿色城镇化发展模式。其中,以小型城镇建设分担大城市人口、环境压力的“疏散模式”、以田园城市原则统筹区域规划的“生态式圈层模式”、以设施绿色化建设为特征的“低碳模式”值得借鉴;同时,对国外城镇化发展进行生态反思,必须深刻地认识到高城市化率并非现代化的唯一指征,深刻吸取盲目城镇化“大开发”必然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危机、城市化无序扩城必然导致严重“城市病”的深痛教训,警醒我国新型城镇化切勿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覆辙。走出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遭遇的困境需要破解制度壁垒、补齐制度性短板,填补机制保障性弱项,优化实现路径、全方位打造新型城镇科学合理新格局。在制度层面,建构源头预防、过程严控、末端检验监督三个方面的统一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制度体系。首先,在源头预防方面,前置“防患于未然”的城镇化绿色发展的治本制度,将治理防范关口前移,筑牢绿色发展的“防火墙”;其次,在过程严控治理方面,嵌入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的约束性与激励性制度,织密城镇环境保护和城镇开发利用的制度之笼,约束和激励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类主体落实绿色发展政策导向;最后,在末端监督治理方面,强化政绩考评和领导干部责任制和行政执法,为新型城城镇化绿色发展筑牢后盾,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城镇格局。在实现路径层面,从优化城镇体系、城镇生态建设、城镇环境友好社会、城镇绿色治理四个层面搭建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空间布局,建设“生态共建环境共治”的绿色城市群,统筹县域城镇绿色空间布局,以此优化城镇体系路径,形成生态优先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次,开展绿色、低碳、智慧、海绵、韧性及人文城市等生态宜居新型城市建设,建造城镇绿色低碳建筑,以此优化城镇建设系统路径,形成城镇建设绿色发展方式;最后,推动城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方式绿色化,形成“天人合一”的城镇绿色发展格局,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