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风格是指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风貌和审美特征，它是艺术主体个性的体现和创作成熟的标志。但是，创作主体的艺术风格又很少是一成不变的。优秀的创作者总是一方面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同时又会不断地突破、发展自己的风格，使风格具有开放的动态的多样化。在当代电影艺术创作上，张艺谋无疑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在将近二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总是注重电影艺术形式和造型语言的表达，在影坛独树一帜。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勇于创新，保持了自己艺术的弹性和张力，也使作品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美学风格。考察张艺谋电影作品的具体美学形态，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实际上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美学样式或形态，即表意、纪实和奇观，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依次经历了由表意到纪实，再到奇观的嬗变过程。表意电影非常重视电影的造型表现功能，环境物象的象征化，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以及色彩、声音等电影元素的写意性。其影片主观性强，抒情色彩浓郁，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意味和强烈的诗意风格。张艺谋早期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就体现了这方面的艺术趣味与追求，它们是成熟的表意美学形态。在比较的意义上，电影《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等，则更注重时间上的叙述与延展，导演运用写实的表现手法和不露声色的笔触，力求达到社会生活“原生态”般的复现和人物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它们属于纪实性美学形态，也构成了张艺谋第二阶段的主要艺术追求。而新世纪的三部古装大片《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标志着张艺谋奇观电影形态的日益完善和成熟。它们体现了导演一种新的艺术旨趣和美学追求，即视觉凸现性美学：侧重电影知觉层面的表达，场面宏大、影像画面极度讲究、造型奇观化，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而与之相对的，则往往是叙事简单，人物不丰满和思想不深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奇观电影又具有了平面化、无深度的后现代意味。张艺谋是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求新求变”电影导演，这固然是他的艺术个性和文化先锋意识的表现，同时又不失为他的一种大众文化策略，即致力于领导潮流，营造时尚，推动流行。而这与导演的生平性格、人生经历以及第五代电影人早期艺术活动对他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同一个艺术创作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品会显示不同的美学风貌或特征，这便是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张艺谋执导影片总是能与时代文化语境构成某种巧妙而又必然的对话或互文性关系，也可以说时代的文化语境总是张艺谋电影创作潜在的对话对象和背景，独特的美学形态是张艺谋对时代语境体味和认知的必然结果。基于此，我们可称张艺谋电影是新时期中国的一面镜子，一种很好的隐喻和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