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1983年至200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研究，讨论当代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指统治阶级实现其领导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协商和认同，而不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本文将春节联欢晚会视为一种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方式，并将消费主义和全球化话语也纳入进来。　　 本文主要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以揭示晚会的那些大众化文本的意识形态。同时联系社会结构和历史语境，以揭示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情境。　　 春节晚会有一套完整的生产机制。主题和主创人员的确定，审查，筛选，修改，排练，播出，观众评选等，每一环节都包含着意义的协商和谈判。因此，本文将春节晚会看成一个由国家主导的意义谈判空间和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实践形式。而知识分子媒介人是春节晚会意义生产的重要决定者。　　 春节晚会是多种社会力量表达自我、获得正当性的空间。民族、地域、行业、性别、阶层、权力等多种力量要求在此露面。赵本山的出现是这种表达的典型，代表了一种“文化平衡”过程。赵本山现象不单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社会转型期文化领导权实践的必然要求。赵本山所塑造的形象，填补了当代文化中农民想象和地域想象的空缺。　　 围绕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身体、性、暴力、情感、体育等成为主要的表征元素。这些元素经常被用于民族国家认同、消费主义、全球化等主流话语的表征。　　 春节晚会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港台明星成为表征“中国性”的常用符号。而“普通人”形象的建构和“大国盛世”的文化想象，都表明了文化领导权运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