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集权+转移支付”式的财权配套与高度下放事权相结合的分权型财政体制。财政分权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程度地充盈了地方财力。在分享财政体制改革为地方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住房成本过高、环境污染严重、民众就业困难、医疗成本上涨、教育机会不均等、社会保障不完善等。补齐民生短板、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新时代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也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点。近年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及十八大、十九大等各项会议都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了详细工作部署,民生问题已被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在当前国外经济形势复杂、国内经济增速换挡、财政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是否还需集中力量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规模?民生支出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效果究竟如何?现行分权体制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有何种影响?这一系列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对地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有效性加以研究,并探讨财政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影响依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财政分权与我国地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逻辑关系,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变迁及运行状况,并分别从民生财政支出和各分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地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概况。然后基于民生支出最终有效产出的角度构建评价地方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7-2018年各省份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以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主度为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均民生财政支出、政府规模、城镇化水平、城市人口密度等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具体效应。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从地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现状来看:我国民生财政支出总体规模较大,但随着经济增速换挡、财政运行进入新常态,我国民生财政支出增速有所放缓。另外,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明显的偏向性,教育、社保、医疗等占比较大,环保和文化占比极小。(2)就2007-2018年各省平均综合得分来看:我国各地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指数区域差异性明显,多达20个省份平均综合得分为负,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状况不容乐观。(3)从财政分权对地方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证检验来看:(1)不同分权指标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有效性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度不同,财政收入分权度和财政自主度均显著促进地方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水平,但财政支出分权度对地方民生类公共品有效供给显著表现为负相关关系;(2)各控制变量中,政府规模和人口密度对地方民生类公共品供给有效性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均民生性支出以及城镇化率均能不同程度地提升民生类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水平。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尝试从细化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提高地方财权财力、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结构、构建民生项目问责机制、健全民意反馈机制、优化政绩考核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地方民生类公共品实现有效供给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