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验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政策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方法。对于此次改革开放，一般认为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需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因而，自下而上的政策试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在自下而上的政策试验中，民间自发的政策试验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改革过程中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源自民间的政策试验，但是民间自发政策试验并不是中国政策试验的唯一形式。　　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政策试验:政府主导的政策试验，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政策试验，以及民间自发政策试验。其中，政府主导的政策试验与民间自发的政策试验都存在合法化问题。本文认为，政策试验的合法化问题包括两个层面:是否被民众认可从而具有政策合法性;是否通过法定程序获得国家权威部门（政府）认可，从而具备权威性与强制性。　　因此，解决合法化问题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其一是政策试验本身的合理性，从而能够获得民意基础（政策合法性）;其二是如何与政府的国家治理原则相匹配，通过法定程序获得合法地位。政策试验的合理性是其合法性获得的基础。　　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生存危机为进行政策试验提供了根本动力，而基于几千年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对农业生产规律的本能认识帮助农民结合现有政策，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地试点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它的内容，从而不断地增强了这项政策试验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赢得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解决了合法性的实质问题。其次，在追求合法地位的阶段，地方政府和政策专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第一，信息优势为其提供了行动的必要条件。相对于中央与民众，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它比中央更准确了解民众的需求以及既有政策的执行情况，它比民众更加了解中央的政策意图，更具宏观视野和理论视角。第二，地方政府是中央、民众以及自身三方利益的交汇点，三方利益协调一致是地方政府获得最大效益的理想状态，如何平衡三方利益是其做出抉择的根本出发点。地方政府的行动是通过政府官员来具体体现的，这些官员有些是政策专家，有些是政治家，有些具备政治家与政策专家的双重属性。一旦政策试验的有效性获得认可，地方政府做出支持政策试验的决定，就需要这些政策专家与政治家把握中央政策变革的时机，使其变成政策试验合法化的时机，从而使政策试验获得合法性的地位，根本解决与现有的制度安排相冲突的问题。在把握时机的过程中，需要政治家与政策专家具有比较灵敏的政治嗅觉，采取适当的协商策略，对政策试验有效性还要有充分的认识。地方政府与政策专家的活动还需要一个制度平台，制度平台具体而言就是指政策决策机构，特定的政治体制下的政策决策平台是不一样的，它们可能是政党、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由此政策决策机制也会不一样，进而导致政策试验获得合法地位的流程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