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作为翻译实践过程中不可小觑的主体之一的译者，逐渐受到人们的承认与重视，同时学术界也逐渐开始关注译语文化。在众多的学派中，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阐释的学问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飞鸟集》是印度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著的小诗诗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飞鸟集》在我国有多种译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振铎的译本以及最具争议性的是冯唐的译本。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比较分析《飞鸟集》不同译本的翻译，从译者主体性因素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却略显不足。笔者在本文中将从阐释学视角下译者主体性探讨《飞鸟集》两汉译本，得出两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译者的理解的历史性、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创造性的翻译风格。笔者也运用定性方法中的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选取、收集一些相关例子，并从译时的社会背景、目标读者、译者的个性和翻译目的等方面对比分析其主体性差异。　　本文通过对《飞鸟集》两汉译本的比较研究揭示出:第一，译者在翻译中其主体性虽然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仍能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二，译者的主体性是翻译批评的有效途径，也是综合考察两个版本的基础。第三，郑振铎的翻译更忠实于原作而冯唐的翻译则进行了许多自我创作。另外通过对《飞鸟集》两汉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对比研究，笔者也期望翻译界能够对译者及其主体性进行更多的研究与探讨，从而推动新的复译本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