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探讨欧盟认同建构的可能路径，选择的作品则为理论深刻，且亦广被探讨、关注的史密斯(A.D.Smith)和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两人的作品。文章开展将以如下次序进行:　　首先为问题意识的导出，并就任何欧盟认同的构建均需坦然面对的困境与挑战:即为“欧洲”本身概念的模糊性、其它文明的挑战、和来自民族国家和强势族裔团体的竞争，加以界说。　　基于对其它民族理论学说的不满，史密斯提出了“族裔一象征物式”的研究路径，但认为应用到欧盟的框架，乃需另行提出欧洲存在一个“文化家族”的特征，可为欧盟进一步统合的意愿，找到了远比政经利益重要的文化资产，来导引与构建认同。虽建立在同样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假设之上，哈贝马斯本于“政治文化的宪政原则”超越“非本土主流文化生活方式的基本伦理取向”为尚的判断，同样希望为欧盟找寻到那合法性资源一及其“宪法爱国主义”理念的落实，但此制度上的认同，显然与着重强调文化与族裔的史密斯有异。　　两人背后均可各自拥有自由民族主义（以社群主义为背景），和一般的自由主义的学说来支持其立场，而他们的可能争议，在普遍意义上亦可为米勒所言的“与其说在于政治原则的层级，倒不如说是在如何证成这样的政治原则的那个层面有所歧异”。而文化多元主义的假定，亦可由伯林为代表的“价值上的不可共量的”的谦卑态度来予以支持。　　两人既然建基于相异的政治哲学背景，所以也必然承载各自的理论缺陷。我们另外需要关心的则是，当他们试图为各自的立场辩护时，是否又能与所探讨的对象一即欧盟的语境，有更好的适应性的勾联。史密斯一方面提出文化家族的理念，却又坦承其与各民族国家的深刻历史文化相较，显得苍白无力而落入窘态、无由得解;另方面却又因与哈贝马斯一样，强调重视公民权和民主的实践的文化模式是此片大陆上的宝贵文化资产，可却容易因试图将某些成员划归进来，就必然会将其它群体，或用“非欧洲”、或“尚非欧洲”的方式，划分出去，而与其称说的值得欧洲自我标榜的，像平等自由、和多元主义的人文主义理念，显得自相矛盾。与此相较，哈贝马斯虽然亦有比拟不当、和认同强度不够、及现实处境的缺憾，但在逻辑上是较无矛盾;伦理上亦更少瑕疵的一个可行方案。　　若还有所谓新的欧洲理念的方案的话，则是因为有了奠基于平素生活的交往实践，而逐渐浮出的“欧洲心理地图”的支持，一个再形强调“苏格拉底式的”、和“辩证的”欧洲认同还被提出。然而任何新的欧洲方案，最终仍要回归是否有足够的理念支撑，以为对抗来自民族国家的繁复，而周期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