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在继受了《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内容之后,又在细节之处予以调整。该法条设立目的即为了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如今的变化更是说明了对于此项权利的重视和患者对自主决定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条文的调整也相应地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认定产生影响。通过对大量司法案例进行统计整理,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认定构成要件的标准不一。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是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过错要件的客观表现,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应以“具体患者说”和“理性患者说”相结合作为标准。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对象应是患者本人,在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具备同意能力的情形下应考虑其意见,而非一味由监护人做出医疗决策,以免限缩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病患的自主决定权。在不能或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形下,患者近亲属便成为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对象,应借鉴监护制度设立近亲属顺位梯次作为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取得同意的一般原则,在实践中结合具体情形可以不依此原则履行。近亲属的范围可在特殊情形下扩大至丧偶女婿、儿媳,与继承制度相连接,以便发挥家庭育幼扶老的社会效果,保障老年人的医疗决策利益。司法实践中对损害事实的认定标准不一,同时也存在学说争议,应采取“知情同意权受损说”作为认定损害事实的标准,知情同意权受损为首要的直接的损害,因此造成的人身损害则是次要的间接的。在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忽视和回避也是导致判决混乱的原因,知情同意权直接受损是不适用合法替代行为抗辩的,对于间接产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则可以适用。在考虑患者是否改变决定时应以一般人的视角考虑,避免患者的“后见之明”,从而加大医疗机构的负担,但也应结合具体案情以免限制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免除告知义务,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的行使应可以对抗患者代理人做出不恰当的医疗决策,以保护患者最基本的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