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是我在硕士毕业论文《知情权及其保护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之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继续进行有关知情权的研究,主要基于四方面的考虑。其一,知情权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它是宪政国家公民其他政治权利的基础,关涉社会资源的配置,因此意义重大;其二,我深知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学生来说,深入研究某个课题比泛泛涉足许多领域更有益于学术功底的积累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其三,硕士论文是从制度入手研究知情权,为了弥合制度构建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我试图摆脱单纯制度分析的窠臼,努力对其进行宪政历史和理念角度的考察,但却留下二者之间距离依然很大的遗憾;其四,国内有关知情权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读罢却大都给人以隔靴搔痒的印象,并未将知情权讲个透彻。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日益发现知情权实在是一个有趣而且有极大讨论空间的话题:如果不拘泥于法律意义上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与语言、服饰、隐私权、保密、谣言、商业秘密、公文制度、潜规则、信任等都道理相通,可以互为佐证。 本文努力尝试从信息与社会控制的角度理解知情权,探讨知情权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为知情权保护制度的建构提供现实的,而非象牙塔似的理论基础。并认为,信息是知情权的核心问题,知情权即意味着要求公开信息一方在与要求隐藏信息一方的力量对比中获胜或努力争取胜利,知情权与社会控制权的归属密切相关。 本文的研究沿循了如下思路:首先对知情权保护制度进行疏理——就本研究而言,制度给人的印象最为直观,是我们思维的起点和依据。为此,我选取了典型国家的知情权保护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据此提出中国知情权保护制度建构的设想,并指出单纯制度分析的缺憾。然后,我着墨于知情权保护理论的探讨。首先进行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知情权研究;其次,对中国的知情权研究进行综述,总结已经取得的成果和显而易见的不足,指出今后着力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以信息为核心,借鉴传播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对知情权进行了重新解读。本文第三部分即建立在对知情权重新解读的基础之上,探讨实践中的知情权,分析了信息公开制度、微服私访、谣言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