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米德冲突”对宏观调控者造成的经济困扰愈发不容忽视，这激发了政策搭配领域继“米德——丁伯根——蒙代尔”研究路线之后新一轮的创新高潮。但对于“如何进行政策搭配”这一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纷杂多样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有序的理论体系，这给开放经济中的政策搭配制定和调节带来了些许困难。本文的研究正是对解决这些困难的一种尝试。通过对理论体系的梳理，并在均衡视角之下对政策搭配必要性、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和最优政策决定中的政策指派进行循序渐进的探讨，本文试图扩宽传统政策搭配理论的边界，并将“如何进行政策搭配”的关键问题具体分解为“必要性评价、存在性判断和指派法则确定”三个步骤，为政策搭配制定提供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理论帮助。作为开篇的导论，第一章对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本文结构安排和可能创新进行了介绍。第一节探讨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第二节就国外理论文献、国外实证文献和国内文献展开了概括性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简要评价；第三节基于研究思路对本文结构安排和可能创新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章鉴于均衡对于本文政策搭配研究的重要意义，从探悉均衡思想的“经济内涵”和“非经济内涵”出发，对均衡进行了重新界定。均衡的重新界定，不仅给第三章内外均衡指标体系的层次划分、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为第四章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分析扩展到“纳什均衡”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为第五章政策搭配分析中政策指派法则的转型提供了指导性帮助。其中，此章第一节就经济学发展中均衡思想的“环形演化”归纳了均衡思想的“经济内涵”；第二节跳出了经济学领域，就均衡思想的“非经济内涵”进行了简要提炼；第三节则在前两节的研究基础上对均衡进行了具体的重新界定。第三章在均衡重新界定的分析基础之上就政策搭配必要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传统理论及其缺陷的回顾性归纳，此章将政策搭配必要性的核心定位于内外均衡的缺失，并通过构建内外均衡指标体系为政策搭配必要性定量考察提供工具，且将这种工具运用于中国实际。其中，第一节通过对三种必要性传统理论的考察重新探讨了政策搭配必要性的核心所在。第二节直接利用前一章内外均衡重新定义的工作，建立了一个旨在评价政策搭配必要性的内外均衡指标体系。第三节则在第二节基础上，使用内外均衡指标体系对1978至2005年间中国政策搭配必要性作出了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内外均衡长期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政策搭配必要性长期存在。而最新发展趋势显示，中国经济改革在带来内部均衡渐进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近年来外部均衡的潜在恶化，在内外均衡冲突之下，整体均衡程度有所下降，政策搭配必要性日趋增强。与此同时，内外均衡指标体系和预警体系反映出的均衡结构特征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政策搭配需要将外部均衡置于和内部均衡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在未来政策搭配选择中，需要在保障内部均衡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更多地注重外部均衡。在存在政策搭配必要性的前提下，第四章就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进行了探讨。其中，第一节在分析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政策搭配内涵的层次分类，并对零散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首次梳理，就理论发展方向和理论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和展望；第二节基于传统丁伯根模型及其扩展，研究了静态和动态情形中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条件；第三节则在第二节基础上，将研究领域进行重要拓宽，引入多决策者假设，并运用TT方法和博弈方法的综合就静态和动态情形中存在性条件展开了讨论，随后结合统一模型框架下的四种情形分析，得出了“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为了满足宏观调控控制力增强的需要，政策决策者全部的政策工具数量需要不断增加，并时刻保持其总量超过政策目标总量；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内部政策和谐的需要，单一政策决策者的政策目标数量要尽可能大于其政策工具数量。为了达到这个双向约束的存在性条件，政策决策者一方面需要丰富整体的政策工具数量，另一方面需要扩大其个体的政策目标范围，这样才能满足整体调控能力和博弈纳什均衡的同时存在，即完整意义上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第五章在前一章的分析基础之上就最优政策搭配决定中的政策指派问题进行了探讨，试图为“如何进行政策搭配”提供最后一步的解答：即在存在性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最优政策搭配决定理论分析，得到并利用“具有现实指导性意义”的政策搭配法则，实现经济系统的“可控性”。其中，第一节重新梳理了政策指派理论的理论体系，在追溯“蒙代尔指派法则”原旨的基础上，指明了本章研究在整体理论体系中的扩展方向；第二节基于一个简单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动态开放小国经济模型，通过有序放松模型假设，先后引入了政策工具的“偏离成本”和“调整成本”，分三种情形对最优政策搭配决定中的政策指派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三节则在第二节基础上，将假设进行最后一步放松，即引入资本非自由流动假设，并对第二节的模型进一步加以改进，同时对此情形下的政策指派进行了探讨。通过不同情形下的比较分析，此章得到了资本非自由流动、存在政策工具“偏离成本”和“调整成本”假设下的开放小国最优政策指派法则：双向指派法则，该法则认为，开放经济之下，最优政策搭配不应该是单向的政策指派，而应该是双向的政策指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被同时指向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每一种政策的独自确定以及整体政策搭配的共同调整都与内外失衡的形式、程度和特点息息相关。第六章在前几章的分析基础之上就中国政策搭配的现实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第一节基于一个VEC模型，在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过程中，运用内外均衡指标体系得到的评价数据对1978至2005年中国政策搭配的政策指派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二节具体阐述了第一节样本区间内的中国政策搭配的内容，对中国政策搭配动态演进中的历史、现状进行了有序归纳；第三节则在前两节基础上，分析了“十一五”期间中国政策搭配的背景和趋势，并给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一是建议政策决策者根据重新定义的均衡内涵，利用内外均衡指标体系的评价结论对各个时期中国政策搭配必要性进行切实考察。二是建议政策决策者注意政策搭配决策分权中的博弈均衡，以“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进行政策目标、政策工具选择和分配的制度改进。三是建议政策决策者在指派法则方面完成由“蒙代尔指派法则”向“双向指派法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