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年选,作为对中国新诗一种年度性的筛选审视,这种作品出版模式在中国诗歌史上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诗刊》编辑部在文革后不仅出版了1949——1979年的三十年诗选作为对以往诗坛的俯瞰式梳理,而且自此以后连续多年都连续编选诗歌选本,并且一直在努力保存这一传统。到了九十年代初,这种编选却再也难以维系。同样,在八九十年代的年选编辑当中,还出现过另外三种选本,即由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所编选的《中国新诗年编》,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吕进、毛翰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主编的《全国报刊诗歌集萃》。它们却在出版了仅仅几辑之后消失于年选市场。直到1999年《诗刊》社再度进行编选,并且在文化市场上在读者群体当中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强烈反响。再版两次,三万册的销量使它傲视年选市场。九十年代末至笔者写作的2008年,在这短短的不到十年当中,作为对于各种文类的年选之一的诗歌年选,由固定出版社策划并且成为连续出版物的已经达到五六种之多。本论文就以这些诗歌选本作为考察对象,一方面从选本内部的演变考察其特性,更重要的一方面将第一阶段的年选在艰苦维持中退出市场与第二阶段在“年选热”出版的喧嚣中从外部对这一文化个案作深入剖析,分析作为文化生产的年选出版中蕴藏的内涵。第一章以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出现的四种诗歌选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从内部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对于诗歌本体以及诗坛的梳理状况,也从年选出版外部分析这一出版断裂所反映出的生存危机。第二章则以九十年代末“年选热”的出现为研究对象,在公开出版成系列的诗歌选本中,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它们带有共性的差异,以及其中体现的各位编者对于诗坛的专业性评价。分析年选中出现的对于“官方”和“民间”的二元化讨论中所反映的诗学思考。在对年选中诗歌出处的共性统计中,分析《诗刊》对其形成的重要影响。同时,在诗歌年选这种对于“经典化”塑造的活动中,对其作开放性的思考,阐释这一时代诗歌生产且走向经典的可能。第三章则将“年选热”作为一个文化个案进行研究,对年选所处的社会语境进行分析,审视消费文化在诗歌年选生产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当代消费文化的潮流的盛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影响。接着分析大众传媒时代的诗歌年选生产,在对出版市场、编者及受众群体的分析中,揭示“年选热”出现的本质原因。以分析、考证、呈现为目的,笔者认为在当今消费文化语境的影响下,诗歌年选作为一种出版文本,在艺术与市场合力的制约中,显示出丰富的特性也体现出无限艺术性思考的可能。在一首首诗歌背后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文本层面的价值,而是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的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