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至30年代,面对东西方列强的瓜分,中国当时的时局是内忧外患,战乱连连,社会经济处于日益衰落和破产的境地,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何去何从?中国的出路在何方?这是摆在当时所有知识分子面前的首要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梁漱溟把中国当时的问题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二是中国政治无办法,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因而反对军阀混战,同时也不赞成共产党的革命。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概括了导致中国衰落的三股力量,一是由兵祸、匪乱、苛捐杂税造成的政治属性破坏力,二是由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辅带来的经济属性破坏力,三是由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引起的文化属性的破坏力。此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欠缺,那就是中国人的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能力,缺乏在团体组织上形成的诸多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许多事情都需要团体精神、团队合作才能完成。他还认为,西方的文化是注重事情,虽有团体生活的优势,但意味浅薄,没有人生向上的旨趣。正是基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有阶级斗争之力量,而无阶级斗争之目标”的时代判断,再加之梁漱溟是一位儒学坚定信仰者,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需要走一条农村复兴和文化复兴之路,需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梁漱溟所要建立的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就是“新礼俗”。梁漱溟的“新礼俗”吸取了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使两者相互融通,是一种富于人生向上之意的团体组织。当中国精神和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实现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因此,梁漱溟构建的“新礼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出发,吸纳西洋文化的长处,以人生向上为旨趣,以教育感化为本原,通过启发农民自觉,走农村复兴和文化复兴之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个团体组织可以称作一个教育化的组织,也称作一个情谊化的组织,这是一种富于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之意的现代化团体组织。梁漱溟将其“新礼俗”思想运用于实践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的“新礼俗”思想是对传统儒家礼学的创新,也对当今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实际意义。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梁漱溟“新礼俗”思想的形成背景。梁漱溟“新礼俗”思想的形成是和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为其“新礼俗”思想奠定了现实的基础条件。诚然,就单纯个人而言,一种思想的产生或观念的形成,和个人的家世及成长经历也具有密切的关系。第一部分主要从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个人缘由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最后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即构建“新礼俗”。第二部分论述梁漱溟“新礼俗”思想的体系建构。为了更好地阐述与理解梁漱溟的“新礼俗”思想,文章首先论述了礼俗概念的一般历史内涵。当然,一种思想或一种理论的产生,绝不是凭空臆造的,背后一定有其理论来源。文章从传统礼学、吕氏乡约两个方面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考察。最后阐述“新礼俗”思想的主要特征和理论意义。第三部分论述了梁漱溟“新礼俗”思想的乡村实践。梁漱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将其思想和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更能看清其“新礼俗”思想的本质。此部分主要从乡村建设的宗旨、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以及乡村组织、农民自觉、乡村教育等乡村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予以论述。第四部分则论述梁漱溟“新礼俗”思想的现代价值。梁漱溟所构建的“新礼俗”最终未能如愿。但研究一种思想或一种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其对学术和现实的意义和启示。站在今天的现实立场上,反思梁漱溟的“新礼俗”思想和实践,仍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着重从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优秀文化三个维度阐述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