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上,荀子无疑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作为其学术思想的一部分,他的诗乐理论与实践活动在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长期受到尊孟抑荀思想的影响,学界对荀子诗乐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同为儒家的孔子、孟子,这是与荀子的学术地位极其不符的。本文从荀学的基本原则——“天生人成”的哲学基础入手,通过新的视角与方法,利用新出土的郭店及上博楚简等材料,以荀子“天生人成”的哲学思想为线索,把荀子的诗乐思想纳入整个荀学的体系当中来研究,从荀子的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方面对荀子诗乐发生与创作论、诗乐的审美理想论、诗乐的功用说以及其诗乐理论的实践活动——他的《成相》与《赋》两篇文学作品、他的引《诗》理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逐层梳理与深入阐释,探讨了荀子诗乐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内容与特质,最后对荀子诗乐思想的理论特色做一总结。全文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八章的内容,后附有余论:上篇共分为三章,是对荀子诗乐理论与实践的“前问题”研究,主要介绍了荀子诗乐理论与实践产生的背景及理论渊源、哲学基础:第一章主要是对荀子的生平及《荀子》一书的考证。文章认为,荀子故里应为今山西安泽一带,而非李泽厚、叶朗等人所说的临猗;他被称为“孙卿”既非是避讳改称,亦非由于两姓并称,而是因为音同语异的缘故;在他一生中,他五十岁而非十五岁游学于齐,先后入秦、游学于齐、初为兰陵令、议兵于赵孝成王前,最后著书立说、客死兰陵;战国时期特定的经济、政治及百家争鸣学术环境造就了荀子特殊的学术性格,荀子的性恶论等理论学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以孔子、子弓为师,对诸子百家均有所借鉴与吸收;《荀子》一书除了少数几篇外,绝大多数为荀子所作,是研究荀子思想的主要材料,《礼记·乐记》是对《荀子·乐论》的继承与发展。第二章从荀子的思想入手,考察了荀子诗乐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荀子集先秦诸子百家诗乐思想的之大成,他吸收了《尚书》、《周礼》、《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的诗乐理论,同时也对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为代笔的法家的诗乐观亦有所批判与吸收。郭店楚简及上博竹简与荀子及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简中有关诗乐的情感特质的理论是荀子诗乐思想的直接来源。第三章论述了荀子诗乐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基础。“天生人成”是荀学的基本原则。“天生”是说天只有化育万物的本能,“人成”是说人类一切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诗乐在内,都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人为的努力——“伪”的结果。荀子用老子“无意志的天”的观点,来改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迷信观点,但克服了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观点,将人的能动性从道家冥想自然、崇拜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提出了“天人之分”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荀子非常重视人的能动作用、重视礼义之统等“人道”。荀子由自然之天的观点,认为人性是天生的、自然的,他的性恶说的实质是“性朴”论;荀子从社会面向论述善、恶,希望通过“以心治性”的方式来“化性起伪”;“人文化成”思想是荀学的理论旨归,荀子的诗乐观与他的礼学思想是实现其“人文化成”思想的根本途径。荀子的这一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将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也为荀子的诗乐观奠定了基础。中篇分为三章,主要阐述了荀子诗乐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荀子论诗乐创作、诗乐的审美理想及诗乐的功用理论等:第四章主要对荀子诗乐思想的发生及创作理论做了阐述。在论述诗乐的发生时,荀子从人性、人情角度解释诗乐的发生意义,将情感看成诗乐艺术产生的本源,为艺术的发生找到了合理的归宿;在诗乐创作上,荀子以“征圣”、“明道”、“宗经”为基本原则,这一思想是后世“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荀子提出的诸如情、理(礼)相结合的认识论、“虚壹而静”的“大清明”的思想及“声乐之象”的乐象论,直接指涉艺术创作的思维过程;荀子提出并论述了“情文俱尽”、“称情而立文”的情文观,及“文而致实”、“成文而类”的语言观,在中国诗学史及艺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与价值,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探讨“情”、“文”关系的先河。第五章着重论述了荀子的诗乐审美理想论。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孟子及《左传》等关于“中和”的理论,赋予“中”以特定的内容——礼义之道,同时又将“和”看作是诗乐的特质,明确地提出了“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论,对汉以后“温柔敦厚”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荀子吸取了前人关于真、善、美的思想并加以发挥,提出了“美善相乐”、“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的真、善、美统一的观点。第六章从礼与乐的关系入手,探讨了荀子诗乐观的功用境界说。“乐合同,礼别异”、“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荀子将礼与乐的不同特点及作用作了区分,从礼、乐互补的角度提出了诗乐的功用。他认为,礼体现出一种强制性原则,是“分”、“别”;诗乐的特质是“和”,体现出柔性原则,故而能够弥补礼的不足。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诗乐在改造人情、休养心性及社会、国家的安定团结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下篇分为两章,主要研究荀子在其诗乐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包括他的文学创作及以引诗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诠释活动。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荀子在其诗乐思想的指导下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成相》与《赋》。《成相》以阐释荀子的礼法、礼乐思想为主要目的,为中国说唱文学之祖,在文体学上具有开创意义;《成相》的文体对乐府民歌、唐代“变文”与宋话本、唐宋诗词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赋》是中国第一篇以“赋”命名的文学作品,刘勰认为它是“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因而荀赋有宗师的意味。荀赋咏物说理、“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写作特点对汉赋影响深远。《成相》及《赋》的理论特色,充分体现出了荀子所倡导的“中和”之美及“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的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论。第八章重点论述了《荀子》引《诗》现象,重点阐述了荀子的经典诠释理论。荀子继承了儒家“述而不作”的思想传统,对经典的传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连系先秦学术与汉代经学的关键;引诗活动蕴含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过程,是经典诠释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引《诗》意在“以诗证理”,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与实用性,在此基础上的经典诠释活动也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余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荀子认为“天”与“性”皆是负面的、被治的,因而唯有依靠外在的礼义之统以“化性起伪”,通过礼、乐等“人文”以化成天下,包括他的诗乐思想在内的他的一切理论学说,最终目的都指向于实践应用这一目的。荀子重诗乐的社会实践品格,这既是儒学传统的特点,也是荀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