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界定经济犯罪和刑事政策这两个关键性概念为起点,来展对开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论述。其后依次是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梳理和国外经济犯罪的借鉴、经济犯罪的立法政策、经济犯罪的刑罚政策、经济犯罪的司法政策、经济犯罪的预防政策的论述。兹分述如下:经济犯罪和刑事政策是本文两个关键性概念,而学界对这两个概念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通过历史考察认为,无论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经济犯罪现象,还是刑法学意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都是最近一百多年出现的。“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观念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经济犯罪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与奴隶制社会经济基础和封建制社会经济基础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因此,经济犯罪是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违反行政、经济等法律法规,侵害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或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危害较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作为一个整体,其涵盖具体罪名的范围只具有相对意义,从经济犯罪的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犯罪领域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过程是不间断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犯罪系统中的罪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应变化,不能以机械的眼光看待经济犯罪的概念。刑事政策也是一个聚讼不休的概念。自19世纪初费尔巴哈提出刑事政策概念以来,刑事政策研究的历史几乎成了刑事政策定义不断添附的历史①。然而,通过纵览刑事政策的发展历史,本文认为,人们对刑事政策的基本理解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古典的刑事政策(狭义的刑事政策),一种是现代的刑事政策(广义的刑事政策)。古典刑事政策强调的是通过对刑罚人道的、合理的运用来打击和控制犯罪,还没有跳出刑法或刑罚这个“小圈子”去思考犯罪的应对之策。确切地说,古典的刑事政策仅仅是一种刑罚政策或刑罚运用的策略与技巧。它的主要任务被设定为检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古典刑事政策被统摄于刑法学研究之下,成为刑法学辅助知识的刑事政策,除了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提供一些策略和技巧方面的建议外,它没有跳出刑事古典学派的固有框架。现代刑事政策是对古典刑事政策的继承和超越,除了刑法以外,现代刑事政策强调综合运用刑法学以外多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来研究反犯罪的对策,刑事政策首先是一套价值,即关于人与社会、关于犯罪及其处理的基本观念、态度与取向。其次,它是一套具体操作性的犯罪处理与预防的策略与艺术,凡一切有助于对付犯罪的战略战术、方针原则、制度体系及措施手段,都可包容在其中。在坚持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和原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所谓刑事政策就是国家为预防犯罪、遏制犯罪以保护社会、维持秩序、实现正义,在法治的原则下制定并实施的策略、方针、计划和具体措施的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主要方面可以集中概括为四个方面:1、急剧犯罪化,不断扩大经济领域的犯罪圈;2、崇尚重刑,法定设置偏重。3、以“运动”方式严打整治经济犯罪;4、功利色彩浓厚,突破法治界限。美、德两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集中代表了两大法系国家遏制经济犯罪的对策和经验,可资我国借鉴。本文通过回顾两国经济犯罪的立法史,简述了两国同经济犯罪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成功做法。经济犯罪的立法政策是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重点阐述了经济犯罪立法政策中的三个问题:1、经济领域的犯罪化问题;2、法人犯罪的犯罪化问题;3、经济领域非犯罪化问题。指出在充分照顾经济犯罪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经济领域的犯罪化应当谨慎进行,在刑法同其他非刑事法律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的最后性原则。在刑法介入经济行为上,既不要人为地设定禁区,也不能迷信刑罚在经济领域的威胁功能,在我国,要防止刑法的过度介入而造成抑制经济发展活力的不良后果,合理地划定犯罪圈。经济犯罪的刑罚政策是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中的核心。本文分别论述了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报应论、功利论和并合论的理论根据,强调刑罚配置应当遵循均衡、经济、谦抑这三个原则,通过对各刑种在经济犯罪刑罚配置中的功能和地位分析比较,并在借鉴国外在经济犯罪刑罚配置上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进行了客观评价。提出了我国经济犯罪立法应当在刑罚配置方面如何完善的建议,即:削减死刑的配置、减轻自由刑配置、改善财产刑配置、增设资格刑配置、完善法人犯罪的刑罚配置。在经济犯罪的司法政策中,本文着重论述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判断问题;2、经济犯罪认定过程中非刑事法律适用问题;3、经济犯罪的刑罚裁量问题。由于经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经济犯罪形态的多样性,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判断难问题。在认真分析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判断难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判断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在理论上的一般标准,并对此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提出了判断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总体上来说,对于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的判断应当遵循有利于犯罪人的原则而从严把握。非刑事法律在刑法领域中的适用问题,在经济犯罪的认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需要理论上予以回应。本文认为,在认定经济犯罪过程中,在具体刑法法条导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实际上是立法者为避免刑法法条的膨胀和照顾到刑法适应性,而在刑事立法上借用非刑事法律的结果,因此,在经济犯罪认定过程中适用的非刑事法律,其本身已经成为刑事法律的一部分,非刑事法律的解释和时间效力自应遵照刑事法律适用的规则。在经济犯罪的刑罚裁量上,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一是法外施恩,轻纵经济罪犯;一是从重处罚。这种做法极不利于司法的统一,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相比于国外,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处罚相对较重。因此,本文建议,鉴于经济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可以从整体上降低对经济犯罪适用的刑罚量,应当高度重视财产刑、轻度自由刑和非刑罚手段的适用和缓诉、缓刑等制度的运用,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尽可能地减少死刑和长期自由刑的适用。经济犯罪的预防政策是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刑罚措施在所有反犯罪的手段中处于次要位置,是迫不得已而用之,如何预防经济犯罪在整个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在明确预防经济犯罪应当确立的基本观念和分析滋生经济犯罪原因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构建预防经济犯罪两道防线的设想。一是构建经济伦理防线,突出道德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基础性作用,在预防公司、企业犯罪上,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加强企业的自律,制定并实施企业守法计划,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诱致和强制(利益激励机制与利益约束机制)是为我们培育市场经济伦理的两种手段,通过这两种手段强化市场主体的道德观念和诚信观念,让缺德的市场主体无法生存。二是构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杜绝经济犯罪案件的行政化处理现象。在遵循刑事优先、一事不再罚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前提下,实施以下对策:1、建立行政执法过程中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现机制;2、细化和补充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的相关法律;3、突出检察机关的地位,明确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的职权和职能;4、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和监督。总体言之,本文认为,应当在坚持现代刑事政策的理念、原则、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理性地审视和检讨我国现行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犯罪的实际状况,调整和改善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主张应当成为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