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与投资均呈现高速増长的态势。但是,宏观经济高投入、高增长背后隐藏的是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单纯通过提高投资率已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公司投资效率决定公司价值。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存在私人利益的差异,作为代理方的高管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更多的考虑个人利益,引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导致非效率投资的发生。通过对高管激励,有助于将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融为一体,从而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本文研究中,将高管激励分为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在职消费、晋升激励四种方式,并对这四种激励方式进一步细化和量化。将薪酬激励细化为固定工资、绩效工资和奖金;在职消费细化为差旅费、办公费;股权激励细化为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用公司高管与非高管平均工资的差额量化晋升激励。另一方面,本文用Richardson模型测算了近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水平,根据实际新增投资额与模型拟合值的差额,确定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大小,区分为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理论结合实际剖析了各个细化、量化的具体激励方式对投资效率影响的机理,提出假设,构建模型研究不同激励方式对投资效率的不同影响。本文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各个细化、量化的具体激励方式对投资效率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奖金与过度投资负相关,其他细化激励方式均与过度投资正相关。股权激励与投资不足负相关,其他激励方式对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可以为政府合理调控宏观经济、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对企业如何更好地实施不同的高管激励方式给出对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目前国内外研究高管激励和投资效率相关性的文献在解释变量高管激励的选择中,大多只包括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两个显性激励要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或者虽然综合考虑了股权激励、薪酬激励、在职消费水平和晋升激励四个要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但对每一激励方式所包含具体措施的影响力鲜有考察。尤其是对股权激励的细化和晋升激励的量化更是罕有提及。本文则对这四种激励方式进行了细化和量化,以期揭示每一种具体的激励措施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力,使本文研究更加深入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