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和社会的急剧转型,当代中国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劳动力大迁徙,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外来女工”劳动力移民群体。围绕“外来女工如何应对城市生活与工作中的困境”这样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格尔兹的“文化”概念的整合,试图在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中,探索和分析外来女工“抗逆力”之形成与展现的动态过程。已有的抗逆力研究多见于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其主要缺陷在于过分强调量化,缺乏对社会文化脉络和个体能动性的关注,且在抗逆力的测量理论和方法上至今难以形成科学的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质性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视角,关注的焦点不再圉于“抗逆力”的高低或谁具有抗逆力之类的表象性问题,而是将“抗逆力”视为一个生活史的动态过程,一个在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的交互作用之中展开的过程,并以此视角去深度观察和解析外来女工的生活史及其人生体验。而通过深度访谈所获得的28位女工的第一手个案资料,则为本研究的核心叙述与类别分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研究的发现和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抗逆力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是不断展开的,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结果。生活是不断展开的行动流,故所谓的结果只不过是生活过程或行动流的某个片段的摄影。对于外来女工抗逆力问题而言,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尝试突破结构的限制、利用文化资源去重新定义情景、形成意义、寻求支持从而回应生活的过程。当然,这样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景式的,并不能全然突破结构的制约。第二,外来女工个体在日常接触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与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或结构性环境,其抗逆力则实现于她们在逆境中与结构性环境的互动行为流的反思性监控过程。该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如此,“结构”形成于抗逆力的过程,又对抗逆力的过程构成制约性与使动性。从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层面与风险层面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元性制度的排斥、车间与宿舍的规训、生活体验的痛楚等三个方面,乃外来女工面临的最主要的结构性障碍；而树立生活信心、确立期望目标、寻求社会支持,则是外来女工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互动过程的三个方面。第三,文化可视为一系列互动流所生产的意义与符号系统。在对“家”、“关系”、“忍”三个文化符号的解释与再解释中,可以看到外来女工抗逆力的文化之维,可以看到外来女工能动性之丰富多彩的展现。第四,结构、文化、能动性三者之间并非对峙性关系,而总是糅合在一起且动态地展现在个体的抗逆力过程之中。就外来女工而言,其抗逆力基于个体能动性,一方面透过对个体行动结构的持续性反思性监控过程得以展现,另一方面嵌入在个体对文化之意义的动态地“理解”过程中。本文在挑战了现有的心理学和个体主义之抗逆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结构、文化与能动性三者的类属于动态的、关系主义之抗逆力的解释架构。这一架构既回应和弥补了现有抗逆力理论的不足,为外来女工及移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实务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或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