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乃中国经典名著,其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千百年来广为流传。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相继建立,儒学越来越受到世人青睐,《论语》翻译也为大家广泛关注。本文以辜鸿铭和庞德的《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依据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对两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这两位译者如何对文本进行“误读”,揭示此种译法的积极意义。误读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后现代主义者提出,认为“误读”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从本质上讲,“误读”是由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致。同一年代,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把“误读”定义为“阐释”,他认为对语言符号的阐释并无终极,意义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从而颠覆了传统观念中意义的稳定性和终结性,为误读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解构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诗学误读”理论,认为文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误读,即作者为了突破前辈以确立自己的地位所进行的有意识的解读。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误读并不是错误的解释而是一种创造性校正。在翻译领域误读是指译者出于一定的目的对原著进行的创造性解读,进而将这种误读反映到译本中。本文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对《论语》辜译本和庞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两位译者对同一种语言现象翻译的不同点和相似点。语言层面,主要从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文化层面,主要从物质文化意象、社会文化意象和宗教文化意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笔者发现,两译本中文化意象翻译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句型翻译上,两位译者均将原文被动句译为主动句,反诘句译为陈述句,对汉语无主句在译文中添加主语。对于部分社会文化意象和宗教文化意象翻译,两译者采用了相同的翻译方法——意译法,例如对《论语》中出现的社会、宗教文化词语“南面”、“奥”和“灶”等进行了相似的阐释。二者翻译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核心词、修辞和物质文化意象的翻译上。从整体来看,辜鸿铭大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其译文更加贴近译入语文化,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庞德大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译文尽量再现源语文化,相较辜译本庞译更加忠实于原文。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译介。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论语》英译需要巧妙转换。误读对于原著以及文化交融均具有积极意义。辜鸿铭和庞德对《论语》的误读是对源语的一种创造性翻译,这种对原文的“背叛”正是两译本的独特之处,也是研究价值之所在。通过译者的翻译,原文意义的阐释空间增大,在异域文化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得到西方读者的广泛认可,中国传统文化也得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