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福音书》与《该隐》是萨拉马戈试图从“上帝”手中解放人类的两次尝试。但他反抗的不是神性的上帝，而是“上帝”形象象征的非正义的传统权力中心。在原始社会，人类将众神视为大自然对人的统治力量的象征;到传统宗教诞生之时，《圣经》中的“上帝”不仅是人类的拯救者，也是民族、国家、精神统治者的象征。当然反抗的声音时有发出，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到了现代就更为复杂。这其中，萨拉马戈表现突出。在他笔下，“上帝”成为了一切传统权力中心的隐喻。　　因而萨拉马戈解构“上帝”权威实际不是针对信仰本身，而是试图通过对“上帝”的分析和解构，想象性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权力不平等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主旨。在《耶稣基督福音书》和《该隐》这前后相继的两部作品中，萨拉马戈通过人物与“上帝”的交互关系阐释并解构了“上帝”权威的合法性。《耶稣基督福音书》揭露了“上帝”并未履行与人类的共同约定，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已然丧失，但耶稣没能取得反抗的胜利。《该隐》则通过杀死人——“上帝”权力的对象，以破坏权力结构的方式取得了胜利、解放了“人”。在人物关系上，反映出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不再是《圣经》中的:人背离“上帝”、犯下过失，需要“上帝”的审判和惩罚，而只是“上帝”对人的暴力统治。信仰-启示的关系变化为顺服-统治的关系，而后者完全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且此国家还是“上帝”独断专行的独裁政府。在叙事诸要素中，萨拉马戈将叙事时间作为其重要的反抗工具:《圣经》将“上帝”作为叙述焦点，萨拉马戈却把人作为叙述的焦点。《圣经》通过叙事时间建立起上帝预定论与天国目的论，萨拉马戈则通过打乱线性时间使人获得与“上帝”相等的对于时间的知识、建立起混沌的时空，最终实现人与“上帝”在时间问题上的平等，进而打破了“上帝”预定论和天国目的论，从而消解了“上帝”高于人的统治地位。萨拉马戈无疑是通过反“上帝”、反宗教幻想的方式打破人对后世生活的寄托，进而鼓励人们在现世付出实际的行动、享有现实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萨拉马戈从未尝试过直接杀死“上帝”或是挑战“上帝”，也没有主张过暴力革命。应该说来，萨拉马戈号召的是从观念上对“上帝”权威进行反思。萨拉马戈融合现代、后现代思潮中的有利因素，将它们作为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武器加以应用。当然萨拉马戈本身仍具有其局限性，读者在阅读时仍应保持警惕，批判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