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藉由传教士主流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登载的女传教士传记,以及1877、1890、1907年三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纪录为主要材料,考察1877-1922年之间在华女传教士的传教生活经历,以及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文章尝试以十九世纪流行于美国社会的妇女性别意识和妇女性别空间概念为切入点,集中讨论这一时期的在华女传教士在她们的传教士业中,向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展现了怎样的女性形象、性别意识。在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是否也建立了自己的性别空间,这种性别空间概念给中国妇女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另外本文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来华女传教士与中国女信徒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以中华圣公会(C.E.Z.M.S)福州差会的几位圣经妇女作为个案,考察女传教士在中国塑造的这种女性形象在她们的传教助手——圣经妇女(BibleWomen)身上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继承,以及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文章认为,这一时期的女传教士通过她们的传教活动,展现了她们虔诚的信仰,文雅的形象,爱家的理念,以及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相对于早期来华的女传教士,这一时期的女传教士在对自身性别意识的表现、性别角色的认可、性别作用的发挥过程中,少了一份挣扎,多了一份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传教工作中广泛拥有的自主性与满足感。在充分展现自我认可的这种妇女意识的过程中,女传教士们积极的构建自己的性别空间,使分离的家务空间和社会公共空间相整合,将家庭当作宣扬福音的重要场所,同时又以教会为家,在传教工作中,与同事、学生、中国女信徒培养出亲密的个人关系。通过对中华圣公会福州差会几位女信徒的个案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女信徒的确也时刻以来华女传教士为榜样,女传教士在性别意识的发挥、性别空间的建立方面对中国女信徒产生了启发性的作用。但我们在福州女信徒身上仍能看到许多传统的影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妇女本身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女传教士将传教作为自己的第一要任,在传教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思想采取折衷态度,使她们希望将中国女信徒的思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二者并没有在宗教、性别、文化的层面上达成完全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