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在事先裁定的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大致有三种选择,分别是纯行政法、行政法与私法结合以及完全私法的视野。在纯粹行政法的范畴内,又以“纳税服务说”“行政解释说”以及“准行政行为说”为代表;而当行政法与私法结合,私法为事先裁定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理论来源,产生了以行政契约、行政允诺为代表的观点;在完全私法的视野中展望事先裁定理论前景的尝试,则以税收契约为代表。香港地区事先裁定遵循的是滥觞于公共经济学的“使用者付费理念”。以此为基础进行制度设计,内地与香港分别形成了“税务机关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的事先裁定模式。事先裁定目前在内地的实践个案可分为政策导向类与具体裁定类;香港地区事先裁定个案可分为利润定性及可税性问题相关、会计结算日期更改、亏损的税务处理、雇主与雇员的税务问题等几个大类。在税收法定主义下,香港地区的事先裁定制度由于税务委员会层面规例的缺位,并不能构筑坚实的正当性基础。而内地围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应尽可能使事先裁定在税收法定的轨道上运行;事先裁定不可避免会对税收公平原则构成挑战,可借鉴香港经验,运用裁定的公开机制进行衡平;从税收效率原则看,跨区域裁定与国地税联合裁定均能一定程度上降低税收征管成本。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为契机,内地构建事先裁定制度应处理好与税收遵从协议、个案批复制度以及预约定价安排之间的关系,并辅之以信息公开机制及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纳税人权利保障体系,使事先裁定在和谐征纳关系、提高税法适用确定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