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8世纪书信体小说《危险的关系》是法国作家拉克洛的代表作,由于小说内容大胆,在出版后被指责“亵渎宗教”,引起巨大争议,该小说在长时期内都被视为禁书,直到20世纪后半页才被法国知识界重新发掘,并自1959年来多次被改编搬上银屏和戏剧舞台。《危险的关系》于1987年首次被译介入中国,2000年和2002年的重译本都未引起重视,却在2011年同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两本重译本,实属罕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两个重译本中,由于金恒杰译本采用了“书面体”中文,而叶尊的译本采用白话文,两个译本的语言及风格呈现出极大的差别,这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于是我们不禁自问：为何同时出版的译本体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它们都是忠实的吗?正是在这样的疑问下我们在本文中展开了探索,我们将从小说文本的文学价值出发,对两个译本做出比较,引出翻译的语言问题和忠实问题。本文将两个译本进行对比,从译本语言、译者立场出发,还原出各自的翻译策略,试图解释金恒杰大胆采用“书面体”的翻译策略正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并透过翻译的诗学和道德实质,阐释在翻译外国文学时,采用华丽并独具个人特色的“书面体”中文并不是一个忠实的翻译,对于原作者风格会产生一定的变形。本文结合了法国翻译学家安东尼·贝尔曼的“翻译道德”理论和亨利·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并借用前者的“译者主体”批评模式,在“道德”和“诗学”的视域下探讨金恒杰的这种翻译策略不仅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同时也破坏了原文的“诗学节奏”,没有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秉持对两位著名译者的敬重之情,对其译本进行了分析对比,并无纠正指点之需,更无对译者的批评之意,尤其本文在最后一章对译者金恒杰的翻译策略做出了分析,并认为他的翻译策略在初始便偏离了忠实的轨道,但笔者非常敬佩译者金恒杰的文学功底和文字造诣。对2011年的两本重译本的研究主要以期引申一些翻译的相关问题：用翻译的诗学和道德视野来探讨翻译的语言问题,也许可以为翻译界长期以来对形式与内容、直译和意译的忠实之争做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