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叙事,“表述与被表述”是研究界争所论问题之一,这也是整个“底层写作”甚至所有“代言式”写作争论的核心问题。如同马克思对法国农民的分析：“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中国农民的命运也是如此,在这种“表述/被表述”的关系式中,农民既是“在场”的,又是“不在场”的,简言之是“缺席的在场者”。因此,对农民“表述”的价值、效用、力量和所谓的“真实”、“客观”性就很少依赖,也无法有效地依赖农民自身,只有借助于叙述者的种种“表述”策略,农民才能存在于话语之中,可见、可感。那种认为只有农民的“自我表述”才能抵达他们真实本质的观点,即便不是纯粹的理论想象,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狭小的规模之内,因此,应该在承认任何“表述”都是一种话语建构的前提下,考察进城叙事“表述”农民的策略,通过对这些策略的分析,在这样一个农民的发声机会被严重忽视乃至剥夺的语境下,我们仍想极力触摸到他们丰富、复杂、立体、多质的存在。如果文学“表述”偏离或扭曲了这种存在,就期待它能够讲述新的故事,缔结新的关系,描写新的抵抗,阐释新的主体性。总体上看,在进城叙事对农民形象的“表述”中,部分作品存在“妖魔化”农民的倾向,对进城女性的“表述”,充满了消费时代的欲望,对底层农裔青年的“表述”,则往往将他们处理为于连式人物,而又忽视了描写对象性格的立体性；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集中在苦难叙事、温情书写、城乡冲突等几个主题上,对其叙述有的是秉持知识分子良知直面现实的表现,有的则含有演绎理念的成分；文学创作要受文学生态系统中其他构成要素的影响,如果以文学批评与影视生产为例,可以看到其中对农民的“表述”,农民依旧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当然,如此评论的前提是“乡下人进城”叙事确实存在一批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