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1)探究社区2型糖尿病(Type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的分布现况。(2)剖析患者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相关影响因子。(3)以行为转变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and stages ofchange，TTM)为框架，根据患者所处的行为阶段，结合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interviewing，MI)展开分阶段针对性干预，并探究干预策略对患者健康行为、医学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以整群分层随机数字表法作为抽样方案，将浙江省杭州市的8个行政区作为分层变量，从中随机筛选出4个行政区域，最终纳入4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计506例2型糖尿病者作为调研对象，采取问卷发放的形式展开调查。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从506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筛选出243例处于无意图期或意图期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别设为研究组(n=122)和对照组(n=121)。其中对照组开展传统健康行为管理，主要内容涉及如下方面:每4周定期组织1次家庭访视，上门为纳入对象免费监测血糖指标，并对其个人医疗档案进行更新与完善。研究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引入行为转变理论模式，根据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开展动机性访谈联合分阶段干预策略。两组干预人员均以电话随访及家庭探视的手段对患者展开行为干预，电话随访及家庭探访总共持续7个月。分别于干预前1d及干预后第7个月末，两组患者接受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量表、行为转变阶段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糖尿病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测评。　　结果：　　(1)506例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健康行为各维度平均指标得分从高及低进行排列，分别为膳食管理、处理异常血糖能力、遵医嘱用药、足部护理、血糖监测及运动锻炼。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与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并发症、住院史及居住类别密切相关，其中以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对其影响最为明显。(2)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行为方式改变幅度最明显的是足部护理与遵医嘱用药，之后依次为血糖定时监测、处理异常血糖能力及膳食管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干预后的自我健康行为管理各维度得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干预后第7个月末，处于无意图期或意图期的研究组人数相较于治疗前有所减少，处于准备期及行动期的人数反而有所提升(P＜0.05)。而对照组干预后各行为阶段人数相较于干预前无明显改变(P＞0.05)。(4)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患者在心理功能及社会关系得分方面高于干预前(P＜0.05)，而治疗维度及生理功能评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对照组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面对维度评分相较于干预前有所提升(P＜0.05)，屈服维度及回避维度评分相较于干预前有所降低(P＜0.05)。而对照组在面对、屈服及回避维度方面的评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自我效能评分相较于干预前有所提升(P＜0.05);另外，研究组在干预后的自我效能感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在干预后的自我效能评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低于干预前(P＜0.05)。对照组干预后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整体自我行为管理水平不高，绝大多数患者的管理水平居于中等层次。(2)患者的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与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并发症发生情况、住院史、居住类别密切相关，且行为阶段对其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若患者行为阶段处于行动期，有住院经历，病程时间较长，有并发症者，与家属同居者，其自我健康行为管理能力则越高。(3)2型糖尿病人群各行为阶段人数所占比例呈倒U型曲线，即处于无意图期及维持期者的人数相对较多，而处于准备期及行动期的人数相对较少，表明大多数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尚停留在认知层次，仍未步入行为层面。(4)以行为转变理论模型为导向，指导动机性访谈联合分阶段干预策略，可强化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改变动机，促进其及早步入积极行为阶段，亦能强化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效能感，纠正消极应对手段，有助于血糖稳定，且能提高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