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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探究社区2型糖尿病(Type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的分布现况。(2)剖析患者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相关影响因子。(3)以行为转变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and stages ofchange,TTM)为框架,根据患者所处的行为阶段,结合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interviewing,MI)展开分阶段针对性干预,并探究干预策略对患者健康行为、医学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以整群分层随机数字表法作为抽样方案,将浙江省杭州市的8个行政区作为分层变量,从中随机筛选出4个行政区域,最终纳入4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计506例2型糖尿病者作为调研对象,采取问卷发放的形式展开调查。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从506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筛选出243例处于无意图期或意图期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别设为研究组(n=122)和对照组(n=121)。其中对照组开展传统健康行为管理,主要内容涉及如下方面:每4周定期组织1次家庭访视,上门为纳入对象免费监测血糖指标,并对其个人医疗档案进行更新与完善。研究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引入行为转变理论模式,根据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开展动机性访谈联合分阶段干预策略。两组干预人员均以电话随访及家庭探视的手段对患者展开行为干预,电话随访及家庭探访总共持续7个月。分别于干预前1d及干预后第7个月末,两组患者接受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量表、行为转变阶段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糖尿病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测评。 结果: (1)506例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健康行为各维度平均指标得分从高及低进行排列,分别为膳食管理、处理异常血糖能力、遵医嘱用药、足部护理、血糖监测及运动锻炼。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与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并发症、住院史及居住类别密切相关,其中以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对其影响最为明显。(2)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行为方式改变幅度最明显的是足部护理与遵医嘱用药,之后依次为血糖定时监测、处理异常血糖能力及膳食管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干预后的自我健康行为管理各维度得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干预后第7个月末,处于无意图期或意图期的研究组人数相较于治疗前有所减少,处于准备期及行动期的人数反而有所提升(P<0.05)。而对照组干预后各行为阶段人数相较于干预前无明显改变(P>0.05)。(4)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患者在心理功能及社会关系得分方面高于干预前(P<0.05),而治疗维度及生理功能评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对照组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面对维度评分相较于干预前有所提升(P<0.05),屈服维度及回避维度评分相较于干预前有所降低(P<0.05)。而对照组在面对、屈服及回避维度方面的评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自我效能评分相较于干预前有所提升(P<0.05);另外,研究组在干预后的自我效能感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在干预后的自我效能评分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干预后第7个月末,研究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低于干预前(P<0.05)。对照组干预后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相较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整体自我行为管理水平不高,绝大多数患者的管理水平居于中等层次。(2)患者的自我健康行为管理水平与患者当前所处的行为阶段、并发症发生情况、住院史、居住类别密切相关,且行为阶段对其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若患者行为阶段处于行动期,有住院经历,病程时间较长,有并发症者,与家属同居者,其自我健康行为管理能力则越高。(3)2型糖尿病人群各行为阶段人数所占比例呈倒U型曲线,即处于无意图期及维持期者的人数相对较多,而处于准备期及行动期的人数相对较少,表明大多数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尚停留在认知层次,仍未步入行为层面。(4)以行为转变理论模型为导向,指导动机性访谈联合分阶段干预策略,可强化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改变动机,促进其及早步入积极行为阶段,亦能强化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效能感,纠正消极应对手段,有助于血糖稳定,且能提高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