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完善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法治化进程出现的许多困境和问题不得不令我们沉着谨慎地审视其中的法治建设与我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情况。作为人类最美好、最古老的政治制度理念，法治所内含“一切皆服从法律统治”的普遍权威性是现代国家与社会走上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根本价值追求所在，而法治化则是法治内涵的外在现实表现。法治既是法治化的结果，也是其终极状态。在行政学视野下，法律的社会普遍性是由政府与民众之间法治互动来得到根本体现。政府与民众能否在“一视同仁、铲除特权”的价值理念下共同遵守并维护法律成为了法治化提速而最终法治实现的关键所在。在对法治化的孜孜不倦的摸索之中，政民互动引发了我们的深刻的再思考。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都对法治作了精辟的论述与思考。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及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法治认知就达到了“法律普遍至高无上”的阶段。并且，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为其追求的法治理念而殉道之事深刻地影响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由是，亚里士多德集法治理念之大成，他谨慎地作出了法治“寓涵良善价值理念的法律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服从与尊重”的定义。而后在经过古罗马时期西塞罗等人的发展，法治的内涵更进一步地扩展到公共权力及人的感情因素的制约方面。及至近代，在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杰雯逊等思想家的努力下法治内涵得到了深化，法治最终具体化为一种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现实制度并至今仍在指导着当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在我国，法治理论自春秋战国传统法家学派的确立时已初见雏形，历经管仲、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理论探究和政治实践后，最终在秦始皇即将统一中国之际由韩非子集成为兼容“法、术、势”的法治工具主义理论。法家无法在制度设计中处理君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之后随着绝对君主主义的不断兴起与儒家等级制理论对法治普遍主义的破坏，最终出现了末代清王朝的传统法治框架的全面崩溃。在家国弥乱、外患不止、内忧渐深的状况下，中国人的眼光投向了西方。法治成为了当时“救国济世”的唯一良法。近代政治思想家梁启超等人为此不遗余力却仍然改变不了晚清政府垮台后“民国有其名却无实”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社会凋敝状况。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府固执保守和辛亥革命以来民国政府四分五裂的百年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基础，那么，自我党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之后于1949年建立起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中国人再次将法治提上国家政治发展议程最佳时期。当然，这也是本文选取建国六十年来三大阶段（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改革时期）来研究我国法治困境突破路径的理论逻辑起始点。建国初期，民众拥护我党及其人民政府的政治热情高涨，于是有了国家主导社会发展的政民互动模式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步建立。而到文革时期，民众在社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产生了政治参与的假象，并未意识到所正在处于精英主导社会发展的政民互动模式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断冲突和对立之间致使国家发展停滞了十余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时期拉开序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妥善处理使得政民互动关系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国家法制的不断发展而进入半国家主导社会发展模式。然而，由于文革时期留下的“信仰混乱”后遗症将社会推入到功利冷漠的边缘。所以，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深刻意识到“没有信仰的法治将会变成狂狺”。在系统视野下，政民互动关系可以简化为包含主体（政府与民众）、客体（行政执法、行政立法及行政司法）、环境（国法与民俗相协调的法制基础）及方式（制度化或非制度化）四者之间形成密切联系、相互支撑的法治化模型。并且，政民互动的法治化模型若要在现实中有效地制度运作还需要具备权力、规范及利益三大基本要素。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政民互动实质上与法治化共同发展、相辅相成，最终推动法治价值目标的实现。随后，我们为了不妄下论断，便在审慎地通过对下欧美诸国与东亚邻邦的政民互动与法治化状况的关注而最终坚定信心的提出关于以政民互动来推动我国法治化的路径和措施。本文认为，从现实情况出发我国法治化路径应从国家法制统一、政府法治化、社会法治化及政民互动法治化四大方面着手，并且通过立法体系的完善、行政体制变革和司法制度独立三大基本措施来推动根本的法治战略目标的实现。末了，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在本世纪中叶真正实现法治大业，最终走向强盛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