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论证,证明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因西方文明的冲击而产生的文化失调;费孝通则认为恢复农村企业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根本措施。而之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则使村庄拆并、农民迁徙、及许多古建筑面临被拆迁的严峻局面。在此过程中,文化则显现出殊异的生长图景,并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危机。于是,自9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伊始,保护乡村文化景观,便是在现代性日益高涨的时代里,人们以“民”的方式通过有形的或被感知的民俗文化的重现来保护乡村文化空间。由是观之,传统村落保护的呼声从政策实施、学理认识乃至实践尝试均表现出被持续高度关注的态势。其中,尤以对古村落目的地的文化特殊性和保护模式成为关注焦点。然而,自20世纪70、80年代至今,距离经济改革已有四十年之久,这意味着,空间仿佛早已被现实的形成在对象之中;且以古村落为载体的社会记忆在对一段共有时间的叙述中得以形成,通过一系列共同的习俗被唤起,并在与其他习俗的交流中得到进一步完善。那么,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化的世界里,空间是如何被创造和用作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的?具体来说,(1)在空间变迁层面,古村落以何种过去出现在了当下的现在之中?(2)在记忆建构层面,人们如何将古村落从一种自然的存在状态转化为文化的存在状态?这正是本文的核心主题。本文选取了进入传统村落遗产名录的山东雄崖所村作为调查场所,先是对村落从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明卫所”,到改造建设的“行政村”,直至今日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古村落”做社会变迁层面的历史考察,并将其置于空间政治的社会学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讨论。作者借助空间社会学和社会记忆理论,先是思考“空间”这个词语之下的各种关系;进而通过描述主体对集体、社会形态、日常生活的记忆来理解这个鲜活的空间;旨在使对空间性维度的阐释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