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体”曾经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及其后风靡一时，但目前对于“元和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据《旧唐书·元稹传》和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将“元和体”分为两种，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包括艳体诗在内)，但文章也仅限于概念的界定。在陈说之上，有的研究者把元白讽谕诗也纳入其中，有的甚至将元白的全部诗作都包括在内，如周桂峰《论元和体》(《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1999年第5期)一文。还有的将“元和体”分为中唐之元和体与元自之元和体两种，如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论元和体》一章，对元白诗作分析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从梳理“元和体”概念入手，分析造成分歧的原因及“元和体”创作时间、主要人物和体裁：“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一类显示出次韵和散文化的特点，且文辞华丽，长于铺叙；“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一类以风情宛然之艳诗和流连光景之丽作为主，反映出当时之文学趣尚，且有诗歌入乐的倾向。笔者发现，“元和体”并非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以当时诗家宗主白居易为首，无论是在创作数量还是在创作难度上，元稹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这也正是以往的文学研究所忽略的。最后，笔者认为，“元和体”是诗人发愤著诗的产物，诗人在不为时用的情况下疲耗心力于文字，企图以精细的刻画、纵逸的享乐来转移政治上的消极情绪，而当诗歌与亭榭轩斋、点缀消闲相关连、成为诗人逞才斗胜的游戏方式时，它就会越来越远地偏离经世致用的庙堂文学的轨道，同时也就更真实地反映出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