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这就意味着,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要比西方晚整整200年(世界历史进入近代史的标志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西方文明所到之处都对本土社会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对于这些本土社会而言,他们原本的“田园风光”一去不返,不得不被历史的潮流裹挟,进入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为原发性现代化,而非西方的现代化则为后发性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显然属于后者。法律文化领域中的各种冲突,充斥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文化冲突。本文所谓的文化冲突,是指某种规范的背后所隐藏的,或者说是规范本身所体现的价值、目的、意义等方面的冲突。本文通过对我国法律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简单考察,通过对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这几对命题的比较分析,揭示出文化冲突乃是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文化冲突又有其自身的多层次的表现形式。比如我国法制现代化中存在大量的法律移植,这种移植的法律必然反映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价值,这些价值与我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原本就有许多抵触的地方。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现代化工商业经济必然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与建构,原本的自然经济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二元博弈将长期存在。最后,现代化社会所蕴含的多中心秩序,与传统集权治理模式也存在必然的冲突与矛盾。寻出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文化冲突的成因,进一步提出解决此种冲突的路径,是合乎逻辑的。不论是在法律的生成过程中还是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拓展民间组织、民间力量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充分吸纳多元规则参与到法律创制与实践当中,都是解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另外,寻找出合理的参照系,辩证的看待民间规范和国家法律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单单因为法律的形式而武断的抉择,乃是重要的理论任务,也是解决该冲突的根本路径。最后,切实的构建出一套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冲突解决的机制,是一切解决路径的终极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