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和创新对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具有双重意义。近年，在城镇化趋势和农村规模化经营背景下，中国农村地区解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严峻，正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生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高峰时期，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和创业;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需激发农民创新创业活力。对于我国农村而言，家庭创业是农户由小规模的纯农业生产发展为适度规模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分化的重要途径，对于创造农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甚至被看作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作为解决农民就业、增收与发展问题的重要力量，鼓励农村家庭创业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和重要措施。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业活动可以推动经济发展，而金融体系的作用在于筛选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潜在创业者，通过为其提供资金实现要素组合的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的程度较高，农村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为严重，农村家庭的资产收入状况难以达到各种正规信贷产品的条件，进而约束了其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事实也表明，对于农村家庭而言以政府为主导的外生金融是失灵的。而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内生于农村地区并广泛存在的融资安排，其产生和发展建立在社会网络和软信息的基础上，具有信息获取和契约执行优势以及灵活的交易运行机制，进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对家庭创业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那么，为何现有农村正规金融市场难以满足创业融资需求？非正规金融能够有效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其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活动的具体影响究竟如何？其中的保障机制和作用条件又如何？　　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在剖析现有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不完善如何限制家庭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的基础上，基于内生性金融的视角，从微观层面检验非正规金融通过缓解供给型与需求型的双重信贷约束，进而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并分析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活动的不同影响路径;进而基于社会网络，探讨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保障机制，在此基础上考察非正规金融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作用边界，讨论非正规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条件。最后，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构建出能够有效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金融体系提出相关建议。全文包括八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研究内容一:农村金融市场特征与家庭创业融资现状　　本部分内容从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以及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逻辑与经济功能出发，剖析现有正规金融体系不完善如何限制家庭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进而利用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市场特征及家庭创业融资现状。　　农村家庭创业可视作家庭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决策结果。当前，具有外生性特点的正规金融部门和具有内生性特点的非正规金融部门共存所形成的二元金融结构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但是，农村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不对称、贷款交易成本以及因抵押而产生的风险问题使其难以满足家庭创业融资需求，不完善的金融市场通过有限责任约束和道德风险机制共同制约了农村家庭创业，并且创业活动本身的风险特性和资金需求特征使得农村家庭创业所受正规金融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在现实中，非正规金融市场成为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融资渠道。统计分析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零息互助性借贷和付息商业性借贷。其中，互助性借贷主要发生于亲友之间，通常用于婚丧嫁娶、教育医疗和构建房屋等生活消费用途，具有“礼尚往来”和互助性质，一般不收取利息;而商业性借款主要用于生产投资和创业经营需要，利息通常高于同期正规贷款利率，并且交易金额往往高于零息互助性借款。　　研究内容二:非正规金融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机制分析　　本部分内容基于信息经济学及其框架下的信贷配给理论，阐述非正规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融资与创业行为的原因和作用机制:首先，基于正规信贷约束，对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拉力因素进行讨论;其次，基于内生金融优势，通过非正规金融在贷款技术与合约条件方面影响创业的微观机理，以及与创业融资风险特征和资金需求特征之间的匹配特性两个方面，对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推力因素进行分析;最后，使用调研数据对非正规金融影响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部分内容通过家庭创业视角，重新评估了非正规金融部门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通过对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技术和信贷合约条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由于在地理和社会关系方面都距离创业融资者较远，正规金融倾向于使用基于抵押物的贷款技术进行甄别、监督以及强制性的合同机制进行违约惩罚，以此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非正规金融由于地理和社会关系上的临近性以及范围经济优势，使其贷款技术不同于正规金融:即通过信息密集型的甄别、审查和监督降低了有效贷款成本和合约风险，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因而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服务于受到需求型和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潜在创业者和创业家庭。　　研究结论表明，基于其信息获取、契约执行和交易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不仅服务于受到正规金融排斥和供给型信贷约束的潜在创业者和创业家庭，也同样服务于因交易成本及风险等因素而对正规金融部门产生需求型信贷约束的潜在创业者和创业家庭;除此之外，非正规金融的市场性质也使其与创业活动风险特征以及创业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特点相匹配。从而验证了非正规金融通过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共同缓解了创业融资约束，并通过降低信贷约束对家庭创业精神的抑制进而促进创业。　　研究内容三: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　　本部分内容从创业决策与创业动机两个方面，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途径。首先基于创业投资的不可分割性，通过建立一个有关创业转换、创业融资约束与资金可得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对非正规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家庭创业精神和创业选择的机理进行分析;进而使用农村家庭调研数据，对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创业融资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限制主要体现在资金可得性方面;非正规金融基于其内生金融优势，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创业资金可得性的限制，降低其对农村家庭创业精神的抑制，显著提高了受信贷约束家庭的创业概率，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实现创业转换并成为企业家，并促进其发现创业机会和资源进而成为机会型创业者。　　研究内容四: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活动成效的影响　　非正规金融不仅促进农村家庭企业家精神和创业选择，还进一步影响家庭创业活动成效。本部分内容将研究视角从创业选择行为转移到创业项目的经营运转和发展，从创业经营绩效与创业收入两个方面，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活动成效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途径。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创业融资约束与资金及时性，重点考虑家庭在创业活动运行中出现经营风险、产生周转性需要或面临特定投资机会的情况，对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活动经营运转的机理进行了分析;进而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对非正规金融提高家庭创业收入的机制进行了讨论;最后选取创业首年末资产规模、除家庭成员外雇工人数以及创业纯收入指标，以分别反应创业资产规模的扩大、创业组织的扩展以及盈利能力的提高，实证检验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和创业收入的具体影响，据此探明非正规金融究竟通过哪些方面来促进农村家庭创业活动，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创业行业中的差异。　　研究表明，创业融资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活动的限制主要体现在资金及时性方面;非正规金融基于其内生金融优势，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创业活动资金及时性的限制，避免或降低经营风险，促进创业活动正常运行运转和后续发展，并提高了创业收入。进一步分析表明，非正规金融对创业活动成效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创业实体资产规模的增长以及创业收入的提高而实现;并且相对于非农工商业领域的创业活动而言，家庭农业创业活动的经营运转和初期发展更为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市场。　　研究内容五: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保障机制:基于社会网络　　前文内容已经证明，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一种非正规融资工具在我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它通过缓解家庭创业融资约束，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精神，并进一步支持了创业活动经营与未来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正式制度环境其实并没有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提供充分保障。对于这一现状，本部分内容从农村社会网络的制度属性和功能入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保障机制。具体而言，首先，从小农家庭制度和囤层社会出发，结合社会网络的制度功能与非正规金融的内生优势，考察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其次，基于社会网络的内部化特征，分析非正规金融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作用边界，讨论非正规金融能够有效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条件。　　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的信息交流、违约惩罚和信任建立功能使其具有信息转化、隐性担保和声誉约束以及互信合作的制度属性，利于非正规金融信息获取、契约执行和交易成本优势的形成和发挥，为农村家庭创业通过非正规金融市场获取融资提供支持，从而保障了非正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活动。这种内生金融优势是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较高并且能够有效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核心因素，同时也是导致其存在效率边界的深层原因。　　相应实证结果显示，不同层次的社会网络对创业家庭利用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在家庭创业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保障作用也有所不同。其中，横向社会网络可视作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载体，为农村家庭通过非正规金融市场获取创业融资提供支持;并且在创业选择阶段，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建立的强关系网络对于创业家庭非正规融资的影响更强，在创业活动经营运转和后续发展阶段，基于地缘和业缘关系建立的弱关系网络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保障作用，从而为农村家庭为何能在农村正规金融体系不完善和缺乏正式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实现创业选择并发展创业活动提供一种理论解释与经验验证。最后，进一步分析表明，基于社会网络的内部化特征，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支持作用也存在效率边界;控制效率边界是非正规金融能够更好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条件。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正规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并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内生于农村地区并依托于其中社会网络保障体系的非正规金融在信息获取、契约执行以及交易成本方面均存在比较优势，可以解决信息和监督问题，从而有利于缓解创业信贷约束，促进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活动。该影响机制的验证也说明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市场间存在部分替代关系，也即非正规金融以上作用的发挥不完全等同于正规金融供给出现问题，其存在和发展具有内生性金融特征;其隐含意为，如果潜在创业家庭较多受到需求方信贷约束和自我配给，那么推行土地抵押贷款等措施对于家庭创业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　　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不同类型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进而肯定其对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和创业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文也对将资金需求方（创业融资家庭）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行为的产生简单归因为无法获得正规借款的观点提出质疑。基于此，未来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非正规金融部门的积极作用，并给予其明晰定位和市场化环境;为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在推行现有的增量改革（金融广化）时更应推动农村金融体系降低金融服务门槛（金融深化），考虑融资主体的需求偏好，通过创新贷款技术和金融产品使创业家庭更好的获得金融服务。中国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应结合利用非正规金融的内生信息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以及正规金融的规模优势，缓解当前农村地区潜在创业群体和已创业家庭所面临的不同类型信贷约束，促进农村家庭从生存型向经营型转变与家庭收入提高，并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完善、构建出能够有效服务于农村家庭创业的金融体系，从而提高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其经济结构转型和多元化发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