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在寻求走出危机的良策。美联储大规模地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及时地充当最后贷款人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2008年11月、2010年11月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简称QE)的实施意在刺激美国经济,促进消费,降低失业率,通过实行“弱势美元”降低美元吸引力(dollar’s attraction),从而减少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然而来自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这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失业率未有效改善反而引发通货膨胀,经济二次探底不可避免。美国债务的霸权膨胀使其主权信用遭降级,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拉开序幕,企图将注意力转移至国外,期望通过相关贸易法案“惩罚”中国出·口而提升本国就业。这种损害国内经济稳定,同时外部均衡也不能确保实现的政策取向俨然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一大隐患。因此如何正确评析美联储QE政策并解释其失效原因对我国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应对危机,调控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涵义和理论背景分析,得出在面临“流动性陷阱”时,应对危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故应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只是作为理论依据。事实上美国不同于日本,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储备货币,美元的宽松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也会由于美国与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往来而产生负面溢出效应。本文基于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来源于经济体的内生需求,因而中央银行无法外生控制货币供应量,也无法简单地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刺激银行体系扩大信贷投放,以达到对内提升需求、扩大就业的政策目标,而对外的货币贬值也不必然能有效改善贸易逆差。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已逐步令美国经济得到改善,但不会达到美国政府预期。而且,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相继跟随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美国面临经济复苏的另一大难题,也是造成未来全球通胀可能性的一大诱因。此外,本文就中国货币当局应当如何应对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负效应提出建议,即中国货币当局应在弱化汇率制度对国内政策的限制,提倡外汇储备多元化,摆脱过度依赖美元的现状。同时,在对国内经济方面,建议央行与政府政策相配合,完善信贷的内生创造机制,避免国际游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最终落脚点应放在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确保就业,提升国民福利的目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