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居民债务为研究对象,界定了居民债务的定义和特性,通过中美两国对比分析,研究了影响居民债务的形成因素和居民债务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问题。本文先从微观的居民个体出发,研究不同年龄、收入、资产和教育水平下居民债务参与率、居民债务规模和债务负担问题。根据中美两国的微观调查数据(CHFS2015和SCF2016)的典型事实总结和实证检验发现,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居民先后经历了借债消费和储蓄还债的过程,在美国居民债务参与率和债务规模均呈现出倒U型特征,中国居民由于购房年龄普遍较早,债务规模与年龄负相关。中美两国居民收入、居民资产会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债务参与率和债务规模增加,由于中国居民亲友间的借贷频繁,社会资本十分重要,因此居民资产与居民债务参与率的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已婚、拥有工作、拥有住房的居民会有更高的债务参与率和规模。本文再从宏观的居民部门出发,回顾居民部门债务的发展历程,研究影响居民部门债务形成的因素。回顾历史发现,居民杠杆率上升时期,都出现金融管制放松的现象,经济实际增速较高,高通货膨胀率导致的高名义增长率,以及危机后居民自主削减债务均会导致居民杠杆率下降。基于宏观数据的实证发现,在长期中美两国居民债务与居民收入和房价正相关,与老龄化率和贷款利率负相关。本文研究了居民债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效果。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驱动方式由“储蓄-投资”转变为“借贷-消费”,由于债务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美国难以摆脱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居民债务会通过“乘数-加速数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和“债务偿付转移机制”抑制经济增长。居民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门限效应,当居民杠杆率较高时,杠杆的提升会抑制经济增长,弱化新增债务对经济的促进机制,采用国际数据,通过门限面板模型实证发现,测算了居民杠杆率的突变点是47.4%。本文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居民部门的债务危机分析框架。借鉴“金融不稳定假说”和“资产负债表衰退假说”,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由于“安全边际”的存在,在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影响下,居民实际债务持有量会偏离最优债务量,居民会“过多”调整债务;二是,居民效用函数是一个与居民债务状况有关的分段函数,过量债务时债务产生巨大的负效用,使得消费者会缩短最优债务量的调整时间,居民会“过快”调整债务。在我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趋势下,即使我国守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不发生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如果任由居民债务持续积累,一旦经济增长突然大幅放缓,居民收入受到冲击,最优债务量下降,“过多”和“过快”的削减债务,会导致进一步地消费萎靡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陷入削减债务和经济衰退恶性循环,陷入“债务积压式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