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2017)中国5000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本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是完全有理由、有底气自信的。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仍然存在一种“把中国当成病灶、把西方理论当成药铺的殖民文化心态，习惯于套用西方概念和话语解释中国”(李韬，2013：1)，使得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曹顺庆，1996：50)“文论失语症”一词最早由曹顺庆提出，意指中国现当代文论“仅仅承袭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同上：51、53)“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与传统文化的巨大断裂”、“长期的文化偏激心态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是其病根，回归“传统文化”、“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汇汲收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重新铸造出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话语系统是其疗法。(同上：53)但是，时至今日，对于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倡议，口头响应者“寥寥”，实际践行者“更是不多”，“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孙绍振，2017)
　　翻译领域的“失语”问题同样严重。尽管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翻译史孕育了大量关涉翻译研究的精彩论述，不少学者依然缺失对于本民族文化与译论的自信，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将西方翻译理论奉为圭臬，陷入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化与文本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致使中国翻译话语理论体系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
　　张佩瑶(1953-2013)是译界尤其是香港译界屈指可数的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的女性翻译家，也是第一位构建出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理论话语的翻译家。在当时受英国殖民地及其语言统治的香港，相当大一部分学者力图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靠拢。与这些同时代香港学人不同的是，张佩瑶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始终对中国文化怀有“特殊的认同”。(张旭，2012：10)她很早便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一直致力于通过回归传统译论构建中国翻译话语理论体系的尝试，是“更是不多”的重建中国话语系统的实际践行者之一。
　　自转战翻译研究以来，张佩瑶同时致力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为国内外翻译事业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一方面，她著书立说，通过中、英双语在国内外知名出版机构发表了大量有关翻译的精辟论述，丰富和完善了中国乃至国际翻译领域的研究。“推手”路径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它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建基于“阴阳相反相济、互动互补的太极哲理之上，为翻译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提供了二元以外的思维方法”，(Cheung, 2012: 162)不仅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且富有成效的翻译学研究路径，也是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翻译研究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她还将“推手”理论与“丰厚翻译”、“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等翻译思想与方法应用于翻译实践之中，系统耙梳了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编译了中国第一部传统译论英译选集，翻译了系列描绘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使得中国译论获得了与西方译论同台竞技的话语权，有效治疗了中国译论的“失语症”，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张佩瑶还是一位多栖翻译家，她不仅从事翻译研究与实践工作，还积极投身翻译教学与译政管理，为翻译界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为中国乃至国际翻译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作为一名不遗余力推介中国文化、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并且形成独特理论成果的女性翻译家，张佩瑶及其努力与成果在内地的传播效果远远滞后于境外，其翻译论述与“推手”理论并未引起大陆学界足够的重视，陷入了“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与其在国际译界的地位极不相称。
　　鉴于这种情况，本研究围绕其人及译事、其中国翻译话语理论体系构建、其翻译话语与文学英译实践以及其译介的初步接受效果四个方面，运用文献法、文本细读、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勾勒张佩瑶的译学研究与实践脉络，全面呈现其译、研、创三方面成就，概括分析其中国翻译话语的思想、体系、内涵，以及它们在其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本研究企望引起学界对女性翻译家尤其是诸如张佩瑶这种译、研、教兼顾的多栖女性翻译家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挖掘自家文化的价值，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在完成张佩瑶未尽的事业的同时，借鉴其经验与策略，将中国当代的系列概念、范畴与表述翻译到国外，向世界展示中国思想，提出中国理论与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