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说，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诠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
　　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
　　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
　　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
　　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
　　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
　　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
　　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
　　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丈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说，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
　　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
　　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阅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
　　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
　　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
　　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阅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
　　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
　　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
　　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
　　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
　　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
　　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