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三种盗窃行为纳入盗窃罪进行规制,扩大了盗窃罪的范围,这三类盗窃罪又被称为新型盗窃罪。但是,刑修(八)对这三类盗窃罪的立法规定违背了“定性+定量”的传统立法模式,使其与传统盗窃罪的理论相冲突,某种程度上也悖离了刑法的价值,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有效的适用。本文从新型盗窃罪的立法价值和立法缺陷两方面着手,深入分析新型盗窃罪中定量因素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探究定量因素在新型盗窃罪中的构建,以期解决其与刑法理论的冲突,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本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型盗窃罪的立法评述。主要介绍刑修(八)中新型盗窃罪的立法变化和特点,分析其立法价值和立法缺陷,全面评析新型盗窃罪作用,揭示新型盗窃罪具有周延法益保护、严密刑事法网、堵截严重犯罪的功能。同时也认为其缺少定量因素,导致盗窃罪范围过度扩大,刑事立法体系不协调,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在此基础上,笔者主张保留定量因素。第二部分是对新型盗窃罪中定量因素坚持的探讨。对于这一观点,本文从刑法学、社会学、犯罪学和经济学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探析定量因素保留的功能、作用和积极意义,认为定量的坚持对于维护刑法的谦抑、协调和统一有着重要作用,符合特定历史时期下人们对刑法的要求,有利于维护刑法的效益性,增强公众对刑法的认同,从而确定定量因素在新型盗窃罪中保留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对新型盗窃罪中定量因素进行构造。本文从定量因素的功能入手,确定对新型盗窃罪的量化路径,在盗窃数额难以全面展示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通过犯罪情节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补充。具体而言,即通过对新型盗窃行为的行为次数、盗窃对象、行为时间、地点、手段、累犯情况等情节进行量化,揭示盗窃行为在数额不足情况下的社会危害性,从而适当提高新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合理限定其处罚范围,保持刑法的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