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将“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三种盗窃行为纳入盗窃罪进行规制，扩大了盗窃罪的范围，这三类盗窃罪又被称为新型盗窃罪。但是，刑修（八）对这三类盗窃罪的立法规定违背了“定性+定量”的传统立法模式，使其与传统盗窃罪的理论相冲突，某种程度上也悖离了刑法的价值，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有效的适用。本文从新型盗窃罪的立法价值和立法缺陷两方面着手，深入分析新型盗窃罪中定量因素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探究定量因素在新型盗窃罪中的构建，以期解决其与刑法理论的冲突，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本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新型盗窃罪的立法评述。主要介绍刑修（八）中新型盗窃罪的立法变化和特点，分析其立法价值和立法缺陷，全面评析新型盗窃罪作用，揭示新型盗窃罪具有周延法益保护、严密刑事法网、堵截严重犯罪的功能。同时也认为其缺少定量因素，导致盗窃罪范围过度扩大，刑事立法体系不协调，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在此基础上，笔者主张保留定量因素。第二部分是对新型盗窃罪中定量因素坚持的探讨。对于这一观点，本文从刑法学、社会学、犯罪学和经济学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探析定量因素保留的功能、作用和积极意义，认为定量的坚持对于维护刑法的谦抑、协调和统一有着重要作用，符合特定历史时期下人们对刑法的要求，有利于维护刑法的效益性，增强公众对刑法的认同，从而确定定量因素在新型盗窃罪中保留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对新型盗窃罪中定量因素进行构造。本文从定量因素的功能入手，确定对新型盗窃罪的量化路径，在盗窃数额难以全面展示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情况下，通过犯罪情节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补充。具体而言，即通过对新型盗窃行为的行为次数、盗窃对象、行为时间、地点、手段、累犯情况等情节进行量化，揭示盗窃行为在数额不足情况下的社会危害性，从而适当提高新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合理限定其处罚范围，保持刑法的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