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实验戏剧作品,虽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体现出了各种可能性的倾向,但是,它们仍然遭受本土文化指数的内在约束,而构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实验话剧发展现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开始从事话剧创作活动.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卑微处境,取得一种话语权利,在一种青春时期的冲动状态之中,他们必然选择一种反叛姿态,而实验话剧成为他们的一种首选目标.他们将实验戏剧作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戏剧作品中都充满了挣扎的意象图景,渴望着通过一种标新立异行为,在众声喧哗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对于戏剧具有一种宗教一般的虔诚,他们的实验戏剧作品,大多可以称之为一种诚意作品,而戏剧确实也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种升华和净化,实现了一种自我精神拯救.他们采取了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运作策略,在主流戏剧的外围地带从事实验戏剧活动,甚至是以一种流浪艺术家的身份,形成一种个人化和极端化的创作格局,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得到了一种能力和人格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从校园戏剧和民间戏剧的边缘状态中,逐渐走向了中国话剧的中心部位.他们保持一种业余出身的姿态,使戏剧实现了一种自由精神.他们改变了中国话剧的生存状态,在使他们自己成为中国话剧的焦点人物之外,也使中国实验话剧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的精神结构中,童年经验具有一种重要的内在制约作用.戏剧成为了他们的一种人格防空洞和避难所.在他们的童年体验中,对于个性和强大的渴求,使他们在实验戏剧创作中必然采取一种美学冒险行为.童年时期的特殊经历,也对他们青年阶段的生活选择以及从事实验话剧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效应,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和美学立场.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的个人性格,也对他们的戏剧行为和戏剧作品产生一种内渗性的影响,不太善于交流的性格,使他们产生一种戏剧是禅的体验,风头主义的表现欲望,也使他们的戏剧作品和言论颇有一种夺人视听之感,甚至利用戏剧进行政治作秀.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由于他们的先锋和前卫姿态,很容易被材料化和符号化,然而,他们在外表和生活状态中则采取了一种低调风格,包含了一种微妙的内在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