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是中朝关系的大变革时期,尤其是1592-1637(壬辰倭乱到丙子之役)年间。在此期间,以大明朝为主导的东北亚局势从微变到大变,再到最后质变,与此同时,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也在相应地变化。壬辰倭乱前,朝鲜在其与建州女真的交往中占绝对优势。壬辰倭乱时期,随着建州女真逐渐崛起,其与朝鲜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面对建州女真的日益崛起,战后的朝鲜以及日益衰败的明朝难以有力制止,只能任其发展。后金建立后,其与朝鲜由简单的双方关系变为复杂的三方关系,光海君的“两端外交”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崛起,虽有其自身因素,更多是衰弱明朝难以主导东北亚局势的产物。两国交往中往往是以实力论地位,然建州女真与朝鲜交往中除实力外,朝鲜对中国儒家文化观念的认同及尊崇也对两国关系有着重大影响。建州女真强大的实力虽使其在与朝鲜的交往中处于优势,然这并不能终止朝鲜对明王朝的认同感,更不能改变朝鲜对其的轻视。也正是由于文化的认同感,朝鲜仁祖一改光海君在位时期推行利己主义的两端外交,弃后金向明朝靠拢。论军事实力,朝鲜自然难以抵挡后金。朝鲜的亲明外交于后金不利,于是后金发动战争,迫使朝鲜弃明向己。战争不仅为后金带来经济、军事上的诸多利益,后金更是通过战争提高自身地位,一跃成为朝鲜的宗主国。中韩学界已有诸多学者涉足建州女真和朝鲜关系的演变,并产出一系列研究成果。然学界主要侧重于双方关系演变的结果,而对过程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则较为忽略,也更为忽略双方的联系及东北亚万千变化的局势。建州女真向明朝朝贡时,与朝鲜又保持怎样的关系?朝鲜亦为何在壬辰倭乱期间强烈拒绝努尔哈赤请兵助战的请求,甚至欲“借倭攻胡”?朝鲜如若能竭力联合明朝,一致对抗努尔哈赤,也不会有满清一扫中原的壮举,为何朝鲜会在关键时期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大局?为此,本文结合中、韩的相关资料,以及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这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明末清初的中朝关系是变化、大发展的时期,上承以明朝为主导的中朝关系,下启以满清为主导的中朝关系。1592-1637年间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则是明末清初中朝关系重要的一环。为此,在本篇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以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以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发展为“经”,以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演变为“纬”,结合中、韩两方的资料,对明末清初东北亚大局的逐渐变动,处于东北亚局势下的建州女真和朝鲜,及建州女真和朝鲜关系演变的原因、过程、结果等细节问题进行层层分析、探讨,做出全方位的探析,力图对建州女真和朝鲜关系演变做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