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一部反映周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自古以来,《诗经》的文化研究就从未间断。从季札观乐到孔子的诗教,开辟了后世《诗经》文化研究的道路。在地域文化研究兴起的今天,作为先秦礼乐文化核心的河洛文化备受人们关注,《诗经》与河洛文化的关系探究成为热点。本文以《诗经·王风》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河洛礼乐文化对《诗经·王风》创作的影响,阐述《王风》中的河洛礼乐文化,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探究《王风》的地域文化文化特质。首先,本文运用文化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河洛礼乐文化对《诗经·王风》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们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凝结,是一个地区文化作品的重要内涵。河洛文化先于礼乐文化出现,礼乐文化的产生又推动了春秋时期河洛地域文化的形成,礼乐文化是春秋时期河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诗经·王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王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与诸侯无异。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统治阶级不得不加重徭役,这导致饥荒之年,民怨载道,人们流离失所,这是《王风》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次,本文用总结归纳的方法梳理了《诗经·王风》中的河洛礼乐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王风·君子阳阳》一篇非常直观地描绘出东周礼乐文化盛貌,与《君子于役》一起塑造了先秦时期河洛先民的“君子”形象,对后来孔子塑造儒家“君子”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二是多乱离之作的《王风》,体现出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宗法伦理关系的沦丧,包括思归诗与弃妇诗反映出夫妻人伦关系的破裂和乱离诗反映出兄弟关系的破裂;三是《诗经·王风》体现了春秋时期河洛先民的时代精神:(1)周人的天命天道思想发生转变,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对天命产生怀疑,有意识的把天命思想和民意联系起来。(2)周人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体现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家园的思念。(3)《王风》中诗人的情感表达是含蓄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体现了天地之中河洛先民的中和思想。最后,本文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探究了《诗经·王风》的地域文化特质。郑、卫、王三国同属中原文化圈,但三国风诗有着明显的差异。卫诗深沉,多怨刺之作;郑诗奔放,多为“淫诗”;而较之于二者,王诗是“怨而不怒,乐而不淫”的。一方面,这与三国的民情风俗的差异有很大关系,郑地“俗淫”、卫俗“刚强,”二国的风诗有着浓厚的水滨情结。王俗“哀怨”,而这种哀怨是对国家的忧思,也是对礼乐文化影响下和平盛世的期盼。另一方面,周王室东迁之后,郑、卫、王三国受礼乐文化影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尤其是河洛先民重礼尊礼的风气与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现实的冲突,造就了河洛先民的复杂文化心理,才会有王诗的“怨而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