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概括性、补充性和兜底性的特征,在理解“危险方法”时应严格解释,司法适用时应严格限制。然而纵观当前司法实践,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社会管理秩序领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触角已经越伸越长。本罪与曾经的流氓罪、现行的寻衅滋事罪一样,颇受诟病,有论为口袋罪的嫌疑。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鉴于本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过度严惩的倾向,有学者认为应当废除此罪。个人不赞同废除此罪,但主张站在人本主义立场,本着刑法谦抑理念,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格解释“危险方法”,严格限制适用本罪。犯罪见于所有类型的所有社会,只要犯罪行为没有超出社会所规定的界限,它就是正常的。本文由引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包括六个部分,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从“公共安全”的争议着手,对“不特定”与“多数”；是否将财产安全局限于“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是否将“公共安全”的内容限制于“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做了分析。第二部分,就“危险方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乱象”进行了梳理,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刑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笔者首先对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故意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故意内容”不完全相同。其次,对“危险方法”入罪的客观逻辑漏洞进行了阐述,最后指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危险方法”合理入罪,应该做到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关系协调。第四部分,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笔者对现行刑法下“危险方法”有限性做了考察,主要是从“危险方法”相当性和“危险方法”的高度盖然性做了重点阐述,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科研技术及刑事政策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危险方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应该保持一定限度。第五部分,站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立场上,从“其他危险方法‘其他’的界定”,对“危险方法”做了进一步阐述,重点对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危险方法”的内涵界定、理解及刑法考量做探析。第六部分,综合前述部分的系统分析,本着指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对其它“危险方法”的认定提出解决办法。即立法原则性导致“其他危险方法”肆意认定,危险犯理论视野下“危险方法”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