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的诗歌在靖康之难后到达新的高度，本文拟从陈与义的人生经历出发分析他在靖康之难后产生的心理变化，及其南渡后丰富的诗歌内容和不同的审美倾向。
　　靖康之难后，陈与义产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这种变化和他南渡前的思想经历有很大关系。陈与义一直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然而北宋末年党争剧烈，政治黑暗，诗人长期沉沦下僚，虽然关心社会时政，却没有表达的路径，因此他南渡前的诗歌大多抒发不得志之苦闷。靖康之难发生后，国家鼎覆，战争极大程度地激发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爱国之志高涨。然而高宗君臣一路南逃，战争局势衰颓，陈与义甚感失望、悲愤，慷慨救国之志逐渐回落，开始在南奔途中的山林风景里寻找寄托。复国还乡无望，陈与义即便在南宋从政时也怀有退隐之心，寄心于佛禅之中。
　　南渡之后，陈与义饱受亡国之痛和流离之苦，这些苦痛丰富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人生经历，也使其南渡后的诗歌表现出更深沉饱满的情感和更深广的内容。身处动荡的社会里，诗人感时伤乱，自责无力救国，也犀利地评议时政，指责高宗的逃跑策略。同时诗人还热情讴歌抗金英雄，渴盼中兴。避乱之路危险重重，远离家乡的诗人对南方的风土人情多有不适，思乡之情愈浓，身体和精神备受折磨的诗人生起迟暮之感。避乱南奔的经历开阔了陈与义的眼界，南方秀美的风景也因此成为陈与义南渡后诗歌的一部分。
　　陈与义的心理变化使他南渡后的的审美倾向也发生改变。诗人意识到广阔的现实社会才是诗歌灵感最充裕的地方，而动乱的现实也让他更加重视建安诗歌的志深笔长、梗概多气，表现出寄托遥深的风格。南渡后，陈与义有感于国家命运的危急和个人遭遇的悲惨，意识到杜甫诗歌思想内容的价值，诗人将壮阔的景象和自己复杂深刻的感情熔铸于诗，便形成沉郁雄阔的风格。除此之外，陈与义还提倡遗貌取神，重视诗歌的神韵。山水田园诗则根据诗人自己心境的变化，呈现出或平淡自然或清幽冷峭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