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彼得·格里斯在其著作《中国的新民族主义:骄傲,政治和外交》开头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观点经常会将中国妖魔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由于担心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后的意图,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成为了一个引起世界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使共产党在国内统治合法化的一个工具,以及为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它也有包含一定真正的民意基础和情感内容。当务之急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何处理这一流行的民族主义以及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它是否有一个立场。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民族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来源,并在五六十年代进行了一场关于民族主义是自发的还是国家推动的辩论。90年代后,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使得这种民族主义运动自发爆发出来,这场辩论的结果自然不言自明。这些例子是中国人民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时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中国领导人正在寻求改善国际关系而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爆发。(Christensen, 1996)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不久,尽管民众反美情绪高涨,中国却和美国签署了一份对遇难者家属和中国驻南大使馆遭破坏的赔偿协议,表明了中国通过外交和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立场。本文主要目标是论证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没有可衡量的影响。西方学者通常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作为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物质基础。(Lei Guang, 2005)本文认为,中国实际上正试图用形象意识的新民族主义以适应国际秩序。因为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中展示出一个负责任和经济实力上升的合作者的形象,中国感兴趣的是用这个最佳意图融入国际秩序中。即使在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和国家核心利益潜在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的行为一直保持克制。中国将民族主义情绪从属于更广泛的利益,如维护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事实,这些表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一定是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以破坏为目的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及其立场,这个问题一直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所错误地评估。首先,它解决了关于民族主义的神话和现实联系起来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概念的争论。通过研究世界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描画出民族主义情绪与分离主义,战争和经济改革间的因果联系。目的是为了论证这些因果机制是否适用于中国这个具体案例。其次,研究了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揭示出从毛泽东到现在的变化和延续情况。最终论证到中国不是“中国威胁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在“和谐世界”中实现其国家利益。为此,本文研究了中国1990年代外交政策的议程和修辞,并以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为具体案例分析本文在两个方面有着重要意义1.从历史上及对于一般国家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论证,民族主义情绪与分裂主义,战争,经济改革间的因果机制是否适用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案例。2.本研究指出,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舆论导向方面的中国的领导准则。第一章民族主义:神话还是现实?当代世界,为什么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引人瞩目的身份神话?它为何以及如何激励个人?为什么二战以来每次成功的革命都将自身界定在民族主义范畴?“民族主义”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可以作为一种思想,一场运动,一种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或者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目标。(Dekker, Malova, & Hoogendoorn, 2003).民族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合理的阻碍国内和国际和谐相处的政治工具。换言之,尽管被分为思想群体竞争,大多数市民接受的还是国家神话代表的想法,价值观和符号。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1870年后的法国,1917年后的俄国,1945年后的日本,以及中国。中国领导人知道,权力的合法性往往和民族主义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当国家身份遭受质疑时,单级支撑的合法性很容易被否决掉。这便是邓小平推动现代化后,中国的民族主义依旧强大的原因。这种因果机制揭示了民族主义的神话已成为中共领导人奉行的一贯准则第二章中国民族主义:它的变化和它的问题几乎就在日本侵华战争刚刚开始,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边区的共产党政府就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来侵略者。虽然战争早已结束,但无论在情感上、仇外心理,自信上(Oksenberg, 1986-1987)还是本土主义,自强主义和世界性的民族主义,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未曾中断过。本章主要探讨在改革开放后如何应付民族主义,重点在于和1990年代以前的运动相比,这种“新民族主义”有何变化。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主义是随着清政府在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而诞生的,这导致中华帝国解体和国家主权的丧失,最终西方列强在中国大陆瓜分势力范围。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似乎是一个单一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从20世纪初的孙中山,到现在的胡锦涛,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致力于洗刷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屈辱,重回以往的辉煌时代。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假设使得西方对大中华的崛起表示恐惧,也证明了“中国威胁论”的合理性本文认为,如果说后冷战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以前的运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肯定是中国领导人的目的发生了改变。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缓和是为了实现“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目标。不过,中国领导人在中国外交政策上有没有改变呢?第三章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者的中国外交政策?似乎所有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改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营造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以支持其国内经济的发展(Oksenberg, 1986)。中国将“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将“民族主义”改为“爱国精神”,主要是为了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实现其中国外交政策的既定议程。尽管在措辞上有所改变,但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外交政策议程并没有改变太多。考虑到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并不总是一致,因此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同义反复。结论:中国“新民族主义”形象建设:对“中国威胁论”的否定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确实存在大范围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偏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并不一定会产生一种叫做“中国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否定了西方学者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外交政策目的的一致性源于其一贯的领导准则:确保中国在和谐世界中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