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形势变得越发复杂,同时“黑天鹅”事件的频频发生,使得各国政府为维持自己国家的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纷纷加快出台经济政策的频率,进而将会引起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有关研究表明,国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溢出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进行了如下研究:首先,本文以2000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中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TVP-VAR模型的广义方差分解构造出时变溢出指数,实证分析中美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限内,总溢出效应在30%-46%的范围内变化,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这些重大不确定性事件能够对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总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与溢入效应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与时变性,且走势大体相同,中国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均会受到美国的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其他种类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且对应类别的影响最大,这一点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其次,运用TVP-VAR模型从等间隔与特定时点冲击两方面研究中美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均具有抑制作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长短期效应均为促进作用,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长短期效应主要为抑制作用;,在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强,在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弱;通货膨胀对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不同,相比于其他时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最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中美贸易战时期对通货膨胀的促进作用较强。（2）美国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均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其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与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主要为抑制作用,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不同冲击时点下,对于财政政策,除金融危机时期外,其余时点的影响作用较小,且相比于中美贸易战时期,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强,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除经济“新常态”时期外,其他时点UTPU均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对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相比于其他时期,在金融危机时期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最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呈“U”型,在新冠疫情时期呈倒“U”型,而在经济“新常态”与中美贸易战时期影响时间较长。随后,运用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中国与美国总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从等间隔脉冲响应来看,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均表现为负向影响效应。无论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在时间维度上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又上升”的变动趋势;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物价水平同样产生了显著的动态影响效应,不管是在短期、中期还是长期,在时间维度上均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特征。最后本文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同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通过实证研究为寻求我国经济向高速稳定增长迈进的途径做出具体可行的贡献。